他曾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婉拒王光美上门做客，三个儿子为何都没有从政？
1939年春，潮安南溪一带稻浪翻滚，17岁的林若踩着田埂，望着自家几百亩良田，脑子里却反复回响前线传来的消息。那一天，他对好友低声说了句：“富足不能换来自由。”说罢，他转身离开了祖宅，背上只带了一本英文课本和母亲早起包好的几粒干粮。
战争尾声的粤赣湘边区并不太平，小股武装此起彼伏。林若找到地下交通员，自愿加入游击队。读书时苦练的英语和新学的政治理论，很快让他担起了宣传员的活计。1945年初春，他在山口村的祠堂里握拳宣誓，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员。彼时他21岁，家里仍盼着他返校读完中山大学外语系，信却再没寄回去。
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骤起，边纵部队活动频仍。林若担任团政治处主任，白天带队走山路，夜晚照着煤油灯给战士们讲《论持久战》。艰苦环境让这个书卷气的青年迅速成熟：衣服破了补补再穿，缺盐少米就采野菜。多年后他回忆这段岁月，只用一句话：“天天和老百姓在一起，才知道谁是真主人。”

1949年后，广东百废待兴。组织上让他到东莞主持县委工作。绵延的河网、沉疴的水患，几万亩田地连年涝渍，他带着干部摸田埂、量水位，硬是凑齐石料修成三条干渠。农民第一次看到旱涝保收的希望，送来几篮番薯，他却婉拒了，“这是公家的功劳，不能进我家门。”
1950年代，手工业改造、私营工商业合营、乡镇办学，桩桩件件都要人盯。林若常骑一辆破自行车往返于郊区和县城，卷着裤腿下稻田，脱下长衫进作坊。后来调广州、再到湛江，岗位换了，脾气没改，仍是“白天黑夜连轴转”。身边人私下感叹，这位出身殷实的干部，日子过得比贫苦人还简朴。

1983年初夏，他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那时的南粤已是开放前沿，却也争议迭起：办外资企业是不是“姓资”？农民搞个体是不是“走偏”？林若在常委会上只说了一句话：“让百姓富起来，才有底气谈理想。”会后，他顶着压力，把“商品经济”写进省里的文件，明确提出“市场能办的，政府别包办”。
为了不让改革只落在珠三角平原，他把目光投向苍茫山乡。1985年，他拍板每年召开一次山区工作会议，地点轮流放在最偏远的县。首届会议选在连山瑶族自治县。为了赶路，他和随行人员坐吉普车到山脚，再步行两个多小时。会刚开完，他卷起袖子在荒坡上种下一棵树，留下照片，当地老人说那是“书记的示范林”。

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全省的目标写进了文件，也写进各级领导的考核。林若坚持“谁造林、谁受益”，将荒坡承包给集体和个人，种树与种粮同补贴。1988年，全省成片造林面积突破500万亩，山区小水电和林下经济随之发展，一些贫困县第一次实现财政自给。有意思的是，当时的东莞乡镇企业蓬勃兴起，林若亲自带队赴苏浙取经，回程路上还买回三台小型纺织机，要求“边学边干”。
1991年3月，国际林业组织授予广东“全球荒山造林绿化第一省”。那天的授牌仪式上，已届花甲的林若站在台上，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他轻声对身旁的年轻干部说：“树还没长大，别急着摆功劳簿。”同年，他因健康原因请辞一线职务，转任省人大常委会。交班时只提了两件事：继续抓山、抓法治。
退居二线后，他搬回广州老城区的两层小楼。木门褪漆，楼下只有一张旧木沙发和几把藤椅。90年代中期，王光美到广东调研，专程想登门拜访。林若婉拒：“条件简陋，恐招待不周。”王光美坚持，终于找上门，只见主人身着洗到发白、袖口打着补丁的中山装，饭桌一碟咸菜、一碗稀粥。她感慨地说：“这样的日子，你住得下？”他笑答：“好日子留给群众。”

林若对子女立规甚严。长子学机械，如今是工程师；次子从事企业管理；小儿子读了大学当了教授。谈及为何不让孩子进体制，他只说：“官声再好，也要有人说闲话，躲得远点，心里踏实。”这一决定，直到晚年都未改口。
2012年盛夏，林若在广州病逝，享年88岁。讣告不提个人荣光，只列明“广东省委原书记”字样。送别那天，山间各县自发送来一束束小松枝，车队沿途铺出一条翠绿的路。人们记起他当年的一句话：“山绿了，水清了，广东才算真正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