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28年4月28日，上海。


周恩来和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聚在一起。那是一个灰蒙蒙的春日，街道上行人不多，租界的巡捕偶尔骑着马经过。开会的房子窗户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生怕外面的任何一丝光透进来，也生怕里面的一点动静传到外面去。

这一天，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

这份议决案是怎么来的呢？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九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的起草过程不简单，参与起草的有斯大林、布哈林，还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向忠发和李振瀛。向忠发当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李振瀛也是党的早期活动家，两个人在莫斯科和斯大林、布哈林一起，逐字逐句地讨论这份决议的内容。

1928年2月25日，这份决议正式通过了，全称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决议里面分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革命的性质，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那些认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搞什么“不断革命”的想法，是错误的。决议还说，工农革命的第一个浪潮已经过去了，现在必须反对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的暴动。

决议的原文里有一段话很要紧——“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征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他们围绕着党及党的口号。现时形势之中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工农运动的先锋，因为估计现时形势的不正确而过于轻视敌人的力量，可以脱离群众而过于前进，散乱自己的力量，而使敌人得以各个击破。如果共产党不了解组织群众与征取群众之必要，如果他不能战胜种种使他忽视准备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之企图，战胜种种使他忽视准备当前的中心任务之尝试，那么，共产党一定要被击散而散乱自己的组织。”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共产国际在提醒中国共产党，不要只顾着往前冲，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轻视敌人的力量。这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急着搞暴动，而是去争取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

决议的另外一处还批评了那种对游击战争的盲目追求，认为分散的小块根据地如果不和城市工作配合起来，最后免不了要被敌人各个击破。

这份决议传到了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开会讨论。4月28日的那次会上，周恩来发了言。

周恩来的发言里有几句话值得仔细琢磨。他说，中国革命因为有农民占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跟俄国的情况不一样，由此发生了一个不平衡发展的问题。过去城市工作确实做得不好，但是在中国这种城乡配合很难搞，如果非要追求配合，很可能就会导致对乡村的等待，这样一来，就会耽误了乡村暴动的时机。

周恩来还指出，我们在乡村的工作还不够，比如建立红军这些事，确实做得不够。但同时也要看到，城市对乡村的领导力量太弱了，这个事实也不能忽视。他认为现在的任务是要加紧城乡工作的配合，对于各地自发的斗争，还是要加以领导，不能放任不管。

周恩来的这个判断在当时是有风险的。共产国际的决议强调的是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强调要避免片面地搞乡村游击战争。而周恩来在发言里说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困难——城市都被强大的敌人占据着，要让城市和乡村配合发动，这很困难。如果非要等到城市出了革命高潮再去发动乡村农民暴动，那要等到什么时候？中国革命的情况和俄国不一样，俄国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莫斯科这些大城市里有强大的工人力量。可中国呢？中国的工人阶级人数少，大城市里党的力量薄弱，而农村的农民深受地主剥削，革命的意愿非常强烈。

周恩来的发言实际上是在承认一个现实困境——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之间存在着差距。他不能直接否定共产国际的决议，但他通过发言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两天之后，也就是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通告，宣布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通告里写着：“争取群众，建立城乡的群众组织，巩固并健全党的组织，以与白色恐怖奋斗，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也是准备工农总暴动胜利的必须条件。”

中央的表态很明确，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把争取群众当作最核心的任务。

但周恩来的那番发言已经悄悄地留下了一个伏笔。他所说的城乡配合的困难，他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他心里正在慢慢发酵。三年后，1930年的秋天，他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更明确地说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那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