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28年的春天,上海的天空布满了阴云。
周恩来的工作节奏已经快到了让人喘不过气来的程度。他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上海不是个安全的地方,随时可能出事。1928年4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在上海被捕牺牲。罗亦农的职务很重要,他的牺牲让中央的工作一下子受了影响。周恩来一边要处理罗亦农留下的工作空缺,一边要组织代表们前往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
中共六大为什么要在莫斯科开?说起来也是形势所迫。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上海虽然是党中央所在地,但是租界和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太严密了,一旦走漏风声,后果不堪设想。汉口、武汉这些地方更不用说了,都是国民党控制的地盘。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提议,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由共产国际提供安全保障。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了电报,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到了4月初,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专门研究六大的人员安排和会务组织问题。会议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人去莫斯科,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等人留在国内,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被任命为留守中央秘书长,这些安排都是为了确保中央的工作不会因为领导人的离开而中断。
4月下旬开始,参加六大的代表们分批离开上海。路途遥远又危险,不能成群结队走,必须化整为零,分批秘密前往。代表们被编成若干小组,走不同的路线。一部分人从上海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再从那里换乘火车去莫斯科。另一部分人走陆路,坐船到大连,在大连转乘火车到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北上到满洲里,在满洲里偷越边境进入苏联境内,最后再乘火车去莫斯科。这些路线都是经过周密设计的,路上设置了秘密接头点,一旦出了差错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5月初离开了上海。临行前的安排非常周密,周恩来扮成了什么样子,走的哪条路线,具体细节外界不得而知。但从当时的环境来看,周恩来作为国民党重点追捕的人物,这一路必然是险象环生。上海火车站、大连码头、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特务和密探,稍有不慎就会被认出来。
到了莫斯科之后,周恩来很快就投入了六大的筹备工作。他的任务很重,六大期间负责主持大会的日常工作,担任大会秘书长。大会从1928年6月18日开始,一直开到7月11日,一共开了二十多天。
会议在莫斯科郊外兹维尼果罗德镇的一座叫做“银色别墅”的建筑里举行。那是一座白色的庄园式建筑,掩映在树林之中,环境幽静,便于保密。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84人,加上列席代表一共142人,代表着全国四万多党员。会议的气氛很严肃,因为这次大会要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要确立党在接下来一个阶段的方针路线。
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两个报告,一个是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一个是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他的分析很务实,没有空话套话。他在军事报告中指出,目前的革命形势还没有出现新的高潮,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积蓄力量,而不是急于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暴动。这个判断和他之前在4月28日会议上的发言是一脉相承的。
在会议的间隙,周恩来还做了一件大事。1928年6月12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包括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向忠发、李立三、邓中夏等人。接见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斯大林询问了中国革命的许多具体情况,周恩来等人分别作了汇报。这次接见对中共六大产生了重要影响,代表大会最终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斯大林的一些判断。
六大选举的结果,也值得一说。周恩来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还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分管军事工作。这时候的周恩来,已经是中央决策层里最重要的执行者之一了。而毛泽东,因为没有出席六大,只被选为中央委员,连政治局候补委员都不是。朱德的处境更尴尬,他连中央委员都没有选上。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明显高于毛泽东和朱德。
可是周恩来并没有因为地位高就居高临下。他非常清楚,中国的革命不在会议桌上,不在文件柜里,而在那些拿起枪杆子跟反动派拼命的战士身上,在那个蹲在井冈山里搞根据地建设、搞土地革命的毛泽东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