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特工王者为拯救九万红军壮烈牺牲，他的下落成谜，棺材开启真相令人感动！
1933年盛夏，江西德安城驿道上尘雾未散，随同赣北保安司令莫雄回师的几名参谋护着一只鼓胀的公文袋。茶摊老板递茶时低声问：“今儿可有要紧事？”一名年轻军官微微点头：“山里那支队伍，要动大手术。”这名军官便是化名“刘志成”的卢志英。
外人只知他能说会写，却没人想到他在三年前已悄悄从北平调至上海中央特科。那里周恩来、李克农开设的秘密联络站教会他三件事：纸上的字要写在看不出的地方；人情世故是最牢固的外衣；一封电报可能抵得上一支军。初出茅庐的几年，他往返京沪，设点、埋线、掩护同志，为后来的关键行动积累了丰富火种。

此次随莫雄返赣，正是借统一战线的“影子战术”嵌入敌机要腹地。庐山会议甫一结束，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原件落在莫雄案头。夜色沉沉，卢志英摸黑把文件拆开，用极细铅笔誊抄进一本小学辞典的空白页。字小如蚊，抄完已近子夜。翻合书页，看似完好无损。他把辞典递给交通员项与年，只留一句：“走运的话，后半生还能见。”
项与年扮作流浪书生，顶着大雨穿过十几道关卡，两日后把辞典交到瑞金。根据字典里的线路、兵力与碉堡坐标，中共中央当机立断，主力部队沿西线突围。后来统计，八万多名红军免于被瓮中煮豆，这一役成为长征成功的前奏。很多年后，参与会审的德军顾问不解地叹息：情报若再迟半月，局面便是另一番。
战火很快烧到淞沪。1937年8月，卢志英受命回到上海。他精通日语，却偏偏在日本宪兵最密集的虹口租界租下一间旧面包坊，挂上招牌“沪丰”。面包香味掩住了暗号的传递，地下交通员以送面粉、取面包为名来去无阻。隔壁新开的“大中华咖啡馆”里，日军少佐捧着蓝山咖啡自得其乐，全不知侍者端上的甜点盒底塞着胶卷、地形图和新四军急需的药品清单。

1940年前后，苏北平原芦苇没膝。卢志英化名周志坤，联络当地抗日志士，组建“联合游击队”，自己兼任副司令兼参谋长。阳澄湖畔的一次夜袭，八十来号民兵悄声划船突进，竟迫降日军小队，缴获机枪十余挺。陈毅得知后笑称这是“面包师傅办的大事”。游击战是流动的情报战，村妇的担担面摊、渔夫下网的竹排、庙会木鱼里的细纸条……都成了传递敌军动向的活地图。
抗战胜利后，上海灯火依旧斑斓，可危机重重。国民党“接收”演成了“清剿”，中统、军统忙着搜人补缺。郑少石，一个旧相识，被任命为沪东肃委会头目，广撒网物色“能人”。卢志英顺势以退伍老军官身份登门，“只是讨口饭碗”，结果被封为沪东区副主任。几封密电飞往解放区，详细列出特务据点、武装调动，为随后华东野战军挺进提供坐标。

事与愿违，1947年春天，一名叫张莲舫的叛徒被捕后供出了网络。3月1日清晨，八仙桥青年会门口，卢志英正准备递交一份“取缔奸匪名单”，一辆黑色轿车疾停，数名特务将他拖入车厢。次日，妻子张育民与15岁的儿子卢大容也被锁进环龙路看守所。特务审讯时摔来纸笔：“写供词，换一家团聚。”卢志英只冷冷一句：“笔墨归公，良心归我。”
关押一年半，软硬兼施皆无果。1948年12月27日夜，南京雨花台风急月暗，特务把他打昏，用麻醉棉封口，又用布带紧缚咽喉，塞进木匣活埋。那年他43岁。三年后，公安机关根据敌伪档案在乱葬坑里挖出一口陈旧木箱，盖板一开，双拳犹紧握，脚跟深抠木底，死亡时间定格在胜利前的最后三个月。

翻检案卷，才知他留下的情报档案足足装满七只柳条箱，涉及铁道、水运、军补、粮秣各类数字，许多在渡江战役中被指挥部标注“关键来源”。有人统计，他直接参与或主导的情报与武装行动，影响了红军突围、黄桥决战、华东战局，三场风口浪尖，处处见他的影子。
隐蔽战线的故事往往结尾惨烈。不同的是，多数人死在黑暗里无人知晓，而他凭借那串清晰的时间坐标，被历史准确地写进了烈士名册——1951年第60号。雨花台的寒风依旧呼啸，但在档案馆那排写得密密麻麻的小楷旁，人们今日仍能厘清一条脉络：枪声与档案并行，前线与后方呼应，一座共和国的轮廓正是这样被一点点描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