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下半年，刘伯承得知中央要办一所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当即给中央写信表示愿辞去一切行政职务来办这所学校。中央批准了。

作为红军时期的红军总参谋长、抗战时期的八路军129师师长、解放时期的二野司令、建国后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十大元帅之一，刘伯承就一定能管住来自不同野战军的中高级将领了吗？

晚年刘伯承为了办好学，每操必到，晚上还亲自检查内务。因为右眼失明、左眼视力微弱，他总是把腰弯得很低、人贴被子很近，查看被子叠得是否整齐。如果内务不干净，他会立即做出严厉批评：“你们住的这个屋像个乱鸡窝，农民习气、农民习气！”

刚入校时学员们坐的是皮沙发凳子，刘伯承知道后强制让他们改坐硬凳子。外出作业时，他也跟着学员们一起：提马扎、背图囊。小孩子们见到十分惊奇：“年纪这么大的老伯伯还背包上学呀？”

刘伯承办学过程中经常听取学员们反应的意见，但也不是每个意见都听取后采纳：例如考试制度，每门课要考、每学期要考、每年要考、毕业要考，负责监考的有主考官、陪考官、监考官。

这对现代人来说稀疏平常的事，对战争年代走来、没念过什么书的将军们来说，却是比指挥一场战役都紧张。

比如毕业考试时，有朱德、刘伯承、甘泗淇、苏联顾问等十多位考官坐在台桌后面，毕业季又是炎热夏天，考生们个个要穿戴整齐，考什么由抽签决定，有的很难，所以考试时发生过有学员因太过紧张答不上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