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曾在日军严密包围下单骑突围，并成功指挥防空作战多次击落美军飞机
1940年盛夏的午后，冀南密云低垂。吴富善勒马缓步逼近敌哨，肩上披着缴来的黄呢军装，帽檐压得极低。“太君，通行！”岗楼上一名日军哨兵喝问。吴富善只抬手，冷冷回了句：“巡逻，快让开。”对方迟疑片刻放行。他突地策马疾奔，一道烟尘卷起，身后枪声稀疏无力，这场单骑脱险就此写进根据地茶棚夜话。
十年前，他还是江西庐陵田垅间的穷苦少年。1930年10月，红军攻占吉安，他丢下染缸，跟着部队走进山林。十七岁的肩膀挑起枪也挑起责任。从特务连文书到连政委，他学着写标语，也学着端枪冲锋。九寸岭阻击战，他带着三十几名战士死守山口，火力耗尽后掰开路边碎石照着敌人猛砸，硬是拖住了追兵，为主力赢得转移时间。
高兴圩一役更为惨烈。营部只剩半百人，他把党、团员拉出来低声说：“跟我上。”手雷掷光，他们拔刀肉搏。黄昏时分，硝烟散尽，阵地还在。战后，部里清点伤亡，吴富善从担架上爬起，挨个数人头，确认活下来的人全带回了。

1934年秋，队伍踏上漫长征途。他被派去做收容工作，专门照料掉队的伤病员。过草地那几天，食物断绝，他把最后一把糌粑塞给战友蔡书彬，两人互相搀扶，硬是在沼泽里挪出了三十多公里。那一段路，他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活着出去，部队还等着咱。”
抗战爆发后，吴富善调入129师。太行、冀南的山川沟壑成了课堂，他的指挥风格也在这里定型：不恋阵地，但绝不轻弃群众。响堂铺伏击战前夜，他蹲在地形图上划线：“日军车队到这里必须拐弯，我们打后面一百辆，头车让它跑回去添乱。”次日，180辆军车悉数被炸成废铁，铁路封闭十日。

“三光”政策压得根据地几乎断炊。为了粮秣，他带队夜里跑到封锁线外收割没来得及收的谷子，再把粮食埋进窑洞。日军扑来时，连个稻草人都找不见。物资是掐出来的，士气却是鼓出来的；战士们说，饿肚子不可怕，怕的是没仗打。
冀南大“扫荡”中，他遭遇追堵，七路兵力合围。退无可退时，他索性换上敌装，骑上缴获的大洋马，一路大摇大摆。冲出包围圈后，他又折回去，凭星光找齐分散的小股队伍，整顿一夜，天亮再度突围。有人惊叹他胆大，他却摆手：“脑子冷静比枪快。”
1945年，硝烟北移。他随部队进东北，化装成商人混入齐齐哈尔查明敌情。深夜密探上门搜查，他握紧驳壳枪贴门而立，借寄宿老妪的咳嗽声蒙混过关。四月反攻打响，当天黄昏城门洞开，卫戍司令部的旗子在寒风中升起。

四平、锦州、辽西，场场硬仗都是血肉磨出的通途。锦州老城那一仗，他带着机关参谋住进小砖房，三小时内指挥各团穿插分割，解决守敌万余。辽西沙场上，第7纵队与新6军激战两昼夜，当旗杆重新立起时，他坐在一块碉堡废墟上记功，领队政委最先写上通讯员的名字——“他冲得第一”。
1948年冬，平津决战在即。前线勘察回来，吴富善、邓华、刘亚楼联名电告总部，指出塘沽外廓地形不利，建议先取天津。三日后，电报批复同意。1月15日晨，海河两岸炮声震耳，十小时决战，北平之门随之开启。
新中国成立，他被调往中南军区组建空军。那时飞行员稀缺、油料紧张，可沿海空情却日夜紧张。1958年7月29日，厦门上空拉出三条白烟，我军飞行员以零伤亡逼降并击落敌机三架，毛泽东专门发来电报“打得好”。次年5月，又在南海上空击落一架闯入的B—17，国民党迫不得已停飞此型侦察机。

装备差距摆在眼前，他请来技术骨干琢磨“擦边”截击——雷达刚捕捉，导弹尚未到来，靠超低空急升突击。1965年10月5日，广西上空，一架RA-3D被炮火和歼六联手撕破机翼，冒着黑烟坠下。这一次，外电沉默了整整两日才披露损失。
进入70年代，他转任广州军区顾问、空军副司令员，主抓院校和试飞安全。每年冬天，他都会去柳州、南京两个基地，看年轻飞行员起落。有人问他为何还亲自跑场站，他笑答：“看得见飞机起飞，心里踏实。”2003年12月31日，吴富善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二岁。他一生从土地战壕走到蓝天指挥席，记录在案的战斗已难计其数，但冀南那次假扮“太君”的冷静一跃，仍被后辈飞行员津津乐道，说那匹青白马的马蹄声，像极了螺旋桨起飞时的轰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