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筑英（1938年8月1日~1982年6月15日），男，浙江省杭州人，中共党员，全国劳动模范，中国著名光学专家。

1962年北大物理系毕业，蒋筑英一头扎进长春光机所，成了王大珩先生的研究生。那会儿中国光学领域一片荒芜，连评价镜头质量都只能靠人眼主观判断，拍出来的图像歪歪扭扭，国产镜头在国际上根本拿不出手。他偏不信这个邪，非要啃下光学传递函数这块硬骨头，要知道这在当时的中国，可是连仪器都没见过的空白领域 。

700多个日夜，他和团队泡在实验室里，白天画图、调试零件，晚上啃外文文献到深夜。寒冬腊月的长春，实验室暖气不足，他裹着军大衣趴在桌上计算，笔尖冻得发僵，手指裂出的口子沾了墨水，疼得钻心也不放下笔。有人劝他别这么拼，他总说：“居里夫人四年才发现镭，我们这点苦算什么？”1965年，年仅27岁的他硬是带着团队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让国产镜头有了科学的评价标准，日本学者参观后都惊叹不已，说这是“中国光学的奇迹” ！

他就是块“铺路石”，自己从不争功。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彩色电视显像管的镀膜难题、X光检测精度的突破，这些后来改变中国影视和工业检测的技术，哪项都有他的心血，可他发表论文时总把同事的名字往前排，有了荣誉也先让给年轻人 。家里住南湖边，两个孩子长到十多岁，他却从没带他们去玩过一次——不是不想，是真没时间。科研、带学生、帮工厂解决技术难题，他的日程表永远排得满满当当，连爱人催他去医院查腹痛，他都总说“等明天吧”，这一等，就等到了生命尽头 。

1982年6月，他生命最后四天，还在忙着收拾新实验室、修补院里破损的柏油路、帮同事修下水道。腹部疼得直不起腰，他却强撑着替家有急事的同事去成都出差。飞抵当晚就开会到深夜11点，第二天一早换乘两次公交、步行三段路去工厂，直到疼得倒在工作现场 。医生诊断时惊呆了，他身上竟有化脓性胆管炎、败血症、急性肺水肿等多种重病，全是长期劳累拖出来的。6月15日，43岁的蒋筑英永远闭上了眼睛，手里还攥着没看完的技术资料。

看看现在，有些科研人员忙着发论文、评职称，项目刚起步就想着名利双收，遇到难题就打退堂鼓，甚至为了经费造假数据。他们缺的不是先进设备，是蒋筑英那种“为国家追光”的纯粹，是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的境界。蒋筑英一生没评上正研究员，没拿过什么大奖，可他留下的光学检测体系，撑起了中国光学工业的半壁江山，他带的学生，后来都成了行业顶梁柱 。

他追的从来不是个人的光，是国家科技的光，是民族复兴的光。43年太短，短到他没能看到中国光学走向世界；43年又太长，长到他的精神能照亮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前行的路。如今国产镜头远销海外，彩色电视技术领跑全球，这些成就里，都藏着蒋筑英的影子，藏着他那股不服输、肯奉献的劲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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