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他奔赴对越作战突遭脑溢血，坚决锻炼身体只为能够重返前线！
1979年1月下旬，解放军总后某直属医院的三层病房里传出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沉闷而倔强。医生刚查完房，门口的警卫员还没来得及伸手搀扶，病床上的老人就已经咬着牙扶墙起身，右边身体僵硬，却仍一步一顿地往走廊走去。“扶我一把，战场在等。”他低声嘱咐，声音沙哑。医生摇头叹气，嘱咐他注意高血压，警卫员却明白，面前的这位名叫董光续的少将——69军第四任军长——在跟身体抢时间。他得到调令时，边境炮声隐约可闻，可惜一场突如其来的脑溢血先把他钉在病床。躺着不是他的习惯，行走才是。
这股不肯服病的脾气，若要追根究底，得回到42年前的皖东北山林。1937年冬天，新四军第四支队正在安徽来回穿插，包裹里总少不了枪支弹药，却拿不出像样的棉衣。那时17岁的董光续第二次报名参加游击队，被分到勤务班。天天挑水、生火、跑腿，脚底的芦苇草被踩得透亮。有人笑他当杂役，他咧嘴一笑，“总得有人干，管吃管住还能跟着部队学习。”
游击区的日子紧张又单调，真正的考验来得很快。1940年春，新四军14团配合地方游击队伏击日军便衣队，战斗一响，子弹雨点般落在山坡，第一次上阵的董光续脑袋嗡嗡直响，竟鬼使神差地钻进路边一间空屋。战斗结束找不到部队，他满脸通红地跑回指挥所，请求处分。政委殷绍礼没骂，只让他搬着步枪站在院子里，“怕，就多练。”自那天起，他成了通信排骑兵班的常客，来往山野送情报，马不停蹄。腿上常年被荆棘划出血口子，久而久之却练出惊人的耐力。

1943年，董光续已经能够独当一面。那一年，他被调去当连队指导员，参加夜袭泗县据点。战前动员时，他并没有慷慨陈词，只把作战要图贴在墙上，用粉笔划了三条箭头。战斗打响后连队轻伤9人未退，老兵私下议论：“新来的指导员胆子真大。”同一时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正忙于整编扩编，殷绍礼向上级建议把这个“跑得快、记得全、敢上前”的通信班长放进基层指挥岗位。基层到骨干的跳跃不靠运气，靠的是一次又一次短兵相接后积攒的信任。
抗战结束，国共冲突全面爆发。华东野战军第7纵60团中，挂着组织股副股长牌子的董光续依旧喜欢蹲在前沿阵地看地形。有人说副股长该待在指挥所，他摆摆手：“离炮火近一点，回头写情况简报更准。”1947年孟良崮战役后，他被调为2营副营长，不到一年升任营长。战火连绵，职务标牌换得飞快，唯一不变的是前线磨炼。到1949年上海战役结束，他已是222团参谋长。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当中，学历高者不少，而像他这样从勤务员一路卷进来靠实战积分的，不算少却分外扎眼。
1950年抗美援朝号角吹响，第24军抽调精锐奔赴朝鲜。董光续随部队过鸭绿江时，袖口还缝着妻子前夜塞进去的驱寒布条。一年后，他带着左胫骨枪伤退出前线，伤口合拢不到半年又申请归队；第二次因冻伤截趾离开战场；第三回再进朝时，他的肩膀上已扛着副师长责任。前后三次入朝，他自嘲“没在战壕里熬到停战令”，却带回两本厚厚的战斗详报，为后来的军事院校提供一手教材。
1955年授衔那天，他在北京屁股还没坐热，就匆匆赶回部队。肩章从中校到上校，再到1967年佩着大校衔指挥团以上部队，他的脸上依旧看不见官架子。值班参谋说天太冷，军长不用亲自下连队，董光续却笑道：“打不打仗不知道，练兵可不能停。”那年冬训，他顶着零下十几度的寒风在靶场看炮兵射击，手握望远镜两个小时没松。有人提醒耳朵冻白，他摆手：“冻白了还连着，懈怠了就断。”

72年春，南京军区电话打到石家庄：原董其武23兵团缩编而成的69军需要新军长。文件刚宣布完，参谋长萧选进递过交接材料，董光续翻开第一页便问：“装备折旧率怎么算？”69军历史沿革复杂，指挥体制几经变化，新军长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竟是仓库里的老装备。四个月后，全军大比武，69军炮兵团成绩从末位跳进前三，同行感叹“董军长懂行、舍得下去”。
时间推到1978年底，中越边境枪声已在云贵高原激起回声，军区准备让69军担任南线配属部队。调令刚口头通知，董光续连夜整理行装，却在训练场突感眩晕，被紧急送医。1月上旬确诊脑溢血，左侧偏瘫。当时他已59岁。医生建议长期卧床，他偏不，“不让我下地走路，怎么能好起来”，拐杖敲击声就这样在医院走廊成了节拍器。警卫员起初撑着，他嫌麻烦，终于在第四周甩开手，自己一步步挪，汗水挂耳垂。护士悄悄数过，他从二楼到一楼往返六趟，等到夜深才回病房。
可惜术后恢复仍赶不上部队集结速度。3月，另有将领替换指挥，董光续只能在病房接收边境简报。“战场没等我。”他说这话时很平静，却依旧每天坚持行走训练，直到能绕病区庭院两圈。身边战友评论：老董一辈子就这股子犟劲，身体服了药，思想只服战斗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