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这话说出口，连李约瑟都有几分将信将疑。眼前的昆明中央防疫处，没有自来水，实验设备七拼八凑，说要自主研发青霉素，底气究竟从何而来？

但汤飞凡的底气，是二十年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1925年，汤飞凡与何琏完婚后不久，便携夫人远赴美国，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就读。他的导师是汉斯·秦瑟教授，时任美国免疫学家协会主席，是美国微生物学界的顶级人物。汤飞凡没有在细菌学里安稳待着，很快把目光投向了当时还处于拓荒阶段的病毒研究。

那时电子显微镜还没出现，没人真正见过病毒的样子，整个领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汤飞凡与秦瑟合作，用火棉胶制成特制滤膜，用于测量病毒颗粒的相对大小，写成的几篇论文陆续登上美国《实验医学》《细菌学》《免疫学》等权威期刊，在美国微生物学界很快站稳了脚跟。

然而，1929年，一封来自国内的信让这一切骤然急停。颜福庆——汤飞凡的湘雅老校长，时任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亲笔写来，言辞恳切，说的是国内医学教育的困境。汤飞凡没有多犹豫，收拾行李回国了。

回国之后没多久，汤飞凡就做了一件让日本学界颇为难堪的事。

当时，日本著名细菌学家野口英世宣称已找到沙眼的致病菌——颗粒杆菌，这一说法在国际上被普遍接受，野口英世本人甚至因此被印上了日元纸币。

汤飞凡翻完相关文献，直觉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他与同事周诚浒合作，直接把野口英世提供的颗粒杆菌原种，亲手接种到包括汤飞凡本人在内的12名志愿者眼中，结果是：无一人出现沙眼症状。用自己的眼睛换来的这份数据，后来写成论文公开发表，彻底推翻了"沙眼由细菌引起"的旧说。

1935年，汤飞凡应英国学者艾尔福特之邀，赴英国国立医学研究所进修两年，合作测定了甲型流感病毒的大小，并提出了一个超前的判断：在已知细菌与病毒之间，存在一类"过渡形态微生物"——这个想法当时几乎没人重视，却在二十年后成了汤飞凡分离沙眼衣原体的理论根基。

1937年，汤飞凡从英国回来，本打算继续推进沙眼研究，七七事变就爆发了。战事紧迫，汤飞凡受命主持中央防疫处内迁，辗转落脚昆明。正是在这里，那句"我有个办法"才有了真正的空间。

从1941年起，汤飞凡带着团队，在没有自来水的车间里，受云南霉豆腐制作方法的启发，从旧衣物、家具甚至同事的鞋底收集霉菌样本，一次次分离、培养、失败，再重来。

三年时间，历经数不清的失败，终于在1944年9月，中国第一批自主研制的青霉素在昆明高峣村诞生——仅有五瓶，每瓶只有5000单位，但质量经国内外鉴定，全部合格。其中两瓶送往重庆，另两瓶分别寄往美国和英国进行权威鉴定。

李约瑟后来在《自然》杂志撰文，对这批青霉素给予高度肯定，也让中央防疫处这个名字第一次真正进入了全球医学界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