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土匪黑七提出要与红军单挑，20岁女兵何子友主动迎战，她对黑七说：“比武如果我赢了，红军自由通过。”

黑七一看是个黄毛丫头，不屑地说：“没问题”，他不知道的是，这何子友可不是一般的“黄毛丫头”。

1935年的川北山区，风刮得像刀，雪落得比盐还狠。红军战士正在转移，一伙占山为王的土匪堵住了去路。

为首的那位，外号“黑七”，三十多岁的大汉，肩厚腰宽，黑脸黑须，一身横肉顶着寒风都泛油光。他仰着下巴冲红军喊：“打仗打累了，就咱俩单挑。赢了我让路，输了你们交枪。”

这话一出，阵地这边都愣了。

1935年，川陕苏区的女红军队伍正在转移。何子友随妇女独立师行动，队伍里有人抬担架，有人背弹药，还有人负责警戒。

前方山路不稳，后方又有敌情，年轻女兵没有退路。何子友当时二十岁上下，已经不是刚入伍的新兵。何子友知道，红军队伍只要慢一步，伤员和物资就可能被敌人截住。

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通江一带建立妇女独立营。起初，这支队伍人数不算多，任务却很杂。女战士要训练射击、投弹、刺杀，也要转运粮食、护送伤员、侦察敌情。

到1934年3月，妇女独立营扩编为妇女独立团，曾广澜任团长，张琴秋任政委。何子友后来能在行军中沉住气，根子就在这些训练里。

1935年2月，妇女独立团在旺苍王庙街扩编为妇女独立师，下辖两个团。第1团由张琴秋任团长兼政委，机动性强；第2团由曾广澜任团长，主要担负保卫机关、医院、仓库和转运伤员等任务。

那一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妇女独立师跟着大部队行动。何子友所在的女兵队伍，不是旁边看热闹的人，而是把枪背在身上、把担架扛在肩上的红军战士。

山间小路窄，队伍一拉长，前后照应就难。遇上残敌或地方武装骚扰，女兵要立刻分工：一部分护住伤员，一部分抢占有利位置，一部分把物资往安全处送。

何子友心里清楚，战场不会因为女兵年轻就放宽一点。何子友握着枪，听到前面传来动静，第一反应不是慌，而是回头看伤员队有没有跟上。

许多关于何子友的民间故事，把何子友写成会武功的“女侠”。这种说法流传很广，却不能代替档案和战史。

真正能查到的史实更硬：红四方面军妇女武装长期承担战斗勤务，多次参加警戒、剿匪、运输和掩护任务。何子友的勇敢，不该靠夸张的拳脚来证明。能在那种年月跟着红军走过雪山草地，本身就不是寻常事。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随后，原来的妇女独立师被整编为妇女抗日先锋团，人数约1300余人，王泉媛任团长，吴富莲任政委，曾广澜任副团长兼特派员。

同年11月，西渡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成为西路军总部直属正规武装。何子友所代表的这一批女红军，从川陕一路走到河西走廊，战争已经从行军变成更残酷的苦战。

河西走廊的冬天很冷，粮弹也紧。妇女抗日先锋团既要掩护总部，又要照看伤员，还要在敌骑兵逼近时顶上阵地。

1937年3月12日，临泽梨园口战斗打响。红九军和妇女抗日先锋团二营担任后卫，掩护总部和红三十军转移。二营一连连长吴国秀和40余名女战士大多牺牲。

两天后，西路军到达康隆寺南约40里的石窝山一带。敌骑兵继续追击。妇女抗日先锋团接替红三十军二六八团防务，女战士剪短头发，改用二六八团番号进入阵地。

王泉媛、吴富莲、曾广澜指挥队伍阻击敌军。子弹少了，女战士就用枪托、大刀、匕首、剪刀、木棍、石头坚持。战斗打到最后，大部分人员牺牲或被俘。

何子友后来的人生没有停在战场传说里。公开资料记载，何子友后来与周子昆结为夫妻。周子昆是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牺牲。

何子友此后继续承担家庭和工作的责任。新中国成立后，何子友又转入地方建设岗位，参与生产和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