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之子被判死刑，侵犯140名女性，将二层别墅做“逍遥窟”

这起震惊全国的案件，背后藏着一个功勋家庭的悲剧。熊紫平和熊北平的父亲熊应堂，是1955年授衔的开国少将，17岁参加红军，走过长征，打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身上的每一道伤疤都是革命的勋章。

1965年10月，熊应堂从上海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任上调到浙江，担任第20军军长。文革爆发后，熊应堂兼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和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为浙江省当时的主要领导之一。

但熊应堂是纯粹的军事干部，不擅长政治斗争，与当时浙江省的另外两位主要领导南萍、陈励耘矛盾很深。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南萍和陈励耘作为林彪集团在浙江的代理人被隔离审查，熊应堂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林彪集团的活动，但也受到了牵连。1972年，熊应堂被免去在浙江的所有职务，调往四川从事国防建设工作。

熊应堂离开杭州的时候，熊紫平和熊北平刚满20岁，这正是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熊应堂本来想让两个儿子在部队里锻练，磨磨他们的性子，可他低估了特权的威力。

部队里的一些干部看在老首长的面子上，对熊紫平和熊北平百般照顾。两人不用参加训练，不用出操，甚至可以深夜离营外出。

有一次，熊紫平和熊北平骚扰部队里的女战士，受害者不敢声张，最后只能被调往其他单位，而熊紫平和熊北平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早在两人小时候，母亲颜露就对他们极度溺爱。熊紫平和熊北平在学校打架，颜露会亲自去学校赔礼道歉；他们欺负老师，颜露会托关系摆平。久而久之，熊紫平和熊北平形成了一个扭曲的观念：只要提父亲熊应堂的名字，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1974年，熊紫平和熊北平退伍回到杭州。此时的杭州，刚刚经历了文革的动荡，社会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他们把位于柳莺宾馆附近的二层军区小楼当成了自己的据点。

从1974年到1978年，整整四年时间里，熊紫平和熊北平以看电影、听音乐、介绍工作为诱饵，先后将140多名女性骗到这栋小楼里实施侵犯。

这些受害者里，有下乡回城的知青，有工厂的女工，还有在校的学生。很多受害者事后想要报警，但看到小楼门口威严的岗哨，再听到熊紫平和熊北平叫嚣“我爸是少将，你告到哪儿都没用”，反抗的念头就被绝望浇灭了。

有的受害者还被他们拍下照片威胁，最后只能沦为他们的玩物，甚至被迫帮他们物色新的受害者。

其实从1974年开始，就不断有受害者及其家属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举报熊紫平和熊北平的罪行，但由于熊应堂的特殊身份，这些举报信要么被压下来，要么石沉大海。

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进入拨乱反正的新时期，杭州百姓再也无法忍受熊紫平和熊北平的恶行，无数封举报信从民间寄到了浙江省委、南京军区，甚至直接送到了中央。

当时刚刚上任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看完这些举报材料后怒不可遏，立即向中央和军委汇报，要求彻查此案。1978年10月，杭州市公安局成立了以王世田为核心的专案组，开始对熊紫平和熊北平的案件进行秘密调查。

专案组的调查工作异常艰难。很多受害者因为害怕报复，不敢出来作证；一些曾经包庇过熊紫平和熊北平的部分干部也从中作梗，试图阻挠调查。

还有一些熊应堂的老部下和老战友出面说情，希望能够网开一面。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远在四川的熊应堂得知了两个儿子的罪行。

熊应堂在四川工作期间，一心扑在国防建设上，对杭州家里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当厚厚的卷宗摆在熊应堂面前时，这位在战场上从未流过泪的老兵，手剧烈地颤抖着。

他沉默了很久，最终没有像妻子颜露那样四处求情，而是亲笔写下了八个字交给有关部门：“公事公办，不得求情。”

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特权思想不仅会毁掉个人，还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熊应堂的表态彻底打消了那些说情者的念头，也为案件的顺利审理扫清了最大的障碍。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取证，专案组终于掌握了熊紫平和熊北平犯罪的全部证据。1979年11月1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浙江省体育馆召开宣判大会。

当天，体育馆内坐满了近6000名党政军干部和群众代表，体育馆外还有数万名群众自发聚集，通过收音机收听现场直播。

当审判长拿起判决书，准备宣读最终结果的时候，整个体育馆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正义的到来。

熊紫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熊北平判处死缓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