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连生4女的董竹君，为圆丈夫儿子梦，冒死怀第5胎。她肚大肥圆，爱吃辣椒，丈夫狠狠扯住她的头发，怒骂：“一看又是个赔钱货！”

董竹君那时二十六岁，身体已因多年连续生育和精神压力变得虚弱。这次怀孕过程特别艰难，她肿胀得行动不便，可还是坚持下来。

夏之时当时仕途受挫，赋闲在家，性格更加急躁。他曾是同盟会成员，担任过四川副都督和重庆镇抚府总长，因二次革命失败遭通缉，经历过流亡日本的日子。

董竹君与他相识于1913年前后，那时她才十三四岁，因家贫被抵押到上海四马路长三堂子做清倌人，艺名杨兰春。她父亲董同庆是人力车夫，母亲帮佣，欠债累累才走上这条路。

夏之时注意到这个歌声婉转的年轻女子，两人约定平等婚姻。1914年他们在上海公共租界日本旅馆办了新式婚礼，董竹君连夜逃出青楼，随夏之时东渡日本。

在东京，董竹君进入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系统接触西方文化和社会思想。1917年毕业后，她放弃赴法机会，回国协助丈夫革命事务。回四川后，他们住在成都将军街、东胜街等地。

董竹君没有停下脚步，她在东胜街办起富祥女子织袜厂，这是成都第一家女子织袜厂，招收不少女工。后来又在桂花巷创办飞鹰黄包车公司。

这些尝试让她看到女性通过劳动获得独立的可能，尽管因政局动荡和币制问题先后结业，但积累了宝贵经验。她还偷偷教四个女儿识字，买钢琴培养兴趣，这些举动常遭丈夫不满。

夏之时对女儿们态度冷淡，不让她们正式上学，认为女孩迟早嫁人。家庭矛盾在那些年逐渐积累。

董竹君心里越来越清楚，自己的价值不能只系于婚姻和孩子性别上。她想起早年青楼日子，看尽世态炎凉，更坚定了自立念头。

1929年，她提出分居，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四川返回上海。兜里银元不多，夏之时冷言说不出五年她就会流落街头。儿子夏大明暂时留在夏家。董竹君先在上海闸北创办群益纱管厂，成为当时少有的女工厂主。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工厂被日军炮火毁掉，她因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还被捕入狱几个月。这些挫折没有击倒她，反而让她更韧性十足。

分居五年后，1934年董竹君与夏之时在上海正式离婚。她净身出户，只要求对方尽量提供女儿生活费，并约定自己若有意外由夏之时照顾女儿们。

离婚后，她把全部心力放在事业和女儿教育上。1935年3月15日，在法租界华格臬路创办锦江川菜馆，以成都锦江命名，融合川沪风味，环境雅致，还率先用女服务员。

1936年1月28日又在华龙路开锦江茶室。经营中得到一些帮助，很快成为上海滩知名场所，常有各界人士光顾。她注重职工福利，培训人员，改革菜品，生意稳步发展。

抗战时期，锦江两店还成为掩护进步人士的地点。她支持抗日，创办上海妇女杂志，资助相关活动。1940年因局势去菲律宾暂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滞留，1945年才返回上海重整店务。那些年她带着女儿们历经艰辛，却始终保持乐观。

四个女儿国琼、国璋、国秀、国瑛都接受良好教育，长大后各有成就。儿子夏大明后来也回到母亲身边团聚。董竹君一生见证了许多时代变迁，从底层到创办实业，她用行动证明女性可以掌握自己命运。

在创业最艰难的时候，董竹君常想起一句让人深思的话：“生活从来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人，但坚持下去的人，总能看到转机。”这句话像灯塔，帮她渡过低谷。她把锦江事业做得有声有色，1945年后继续扩展。

1951年，她将经营十六年、价值约十五万美元的锦江川菜馆和茶室无偿献给国家，合并为锦江饭店，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接待重要宾客的场所。

她还捐出花园住宅，仅留少量纪念物品。后来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直至1997年12月6日在上海逝世，享年九十七岁。

从上海贫民窟女孩到革命伴侣，再到独立女企业家，董竹君的经历连贯而充满力量。早年留学日本让她开阔视野，四川时期的创业尝试为后来打下基础，离婚后上海的打拼则是她人生新篇章。

她教导女儿们自强，也在实践中支持社会进步事业。这些故事不是一帆风顺的传奇，而是真实一步步走出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