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1938年7月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杭州，中共党员。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现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1946年-1959年，她在上海市接受中小学教育。1958年-1963年，就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1962年，经学校安排，樊锦诗和三名同学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实习，指导老师宿白先生对她今后的敦煌石窟考古研究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后因体质差、水土不服而离开了敦煌。

谁都没料到，那次仓促离场，从来不是结束，而是她与敦煌一生牵绊的开端。实习时亲眼凝望过石窟里千年壁画的震撼，亲耳听过宿白先生对敦煌考古事业的赤诚期许，哪怕大漠的恶劣气候彻底击垮了她的身体，这份刻进骨子里的文明使命感，终究没让她安于大城市的安稳人生。1963年北大毕业，敦煌文物研究所特意点名要人，面对留在京沪、拥有舒适生活的机会，她没有丝毫迟疑，再次背起行囊踏上西行路，一头扎进了漫天黄沙的戈壁滩。

彼时的敦煌，远不是如今游人如织的文旅胜地，生存条件的艰苦远超常人想象。她住的土坯房四面漏风，墙上掏两个洞就充当衣柜书柜，常年喝着又苦又咸的地下水，冬天寒风裹着沙子灌进屋里，夏天酷暑难耐连基本的降温条件都没有。从小在京城、上海长大的她，从小养就的体质本就孱弱，却硬生生扛住了这份极致的清贫与艰苦。支撑她留下来的，从来不是优厚的条件，而是看着千年壁画日渐风化、损毁的揪心，是身为考古学者，对中华文明遗产的责任与不舍。这些不可再生的艺术瑰宝，若是没人扎根于此潜心守护，用不了多少年，就会彻底消散在戈壁风沙里，这份历史的亏欠，谁都担不起。

这份坚守，从来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誓言，背后是藏了一辈子的亲情亏欠。她与丈夫分居长达十九年，独自在敦煌扛起工作与生活的双重重压，怀孕时仍在田间劳作，孩子出生后无暇照料，父亲病重离世时，她都没能赶回去见最后一面。谈及家人，她总是满含愧疚，坦然承认自己不是合格的妻子，更不是称职的母亲。可一边是割舍不下的至亲家人，一边是亟待抢救保护的敦煌文物，她终究选择了放下小我，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石窟考古与文物保护上，用半生别离，换敦煌文明的延续。

看着壁画不断褪色、岩体持续风化，传统保护手段收效甚微，樊锦诗陷入了更深的思索。上世纪80年代末，数字化技术尚属前沿领域，无人敢将其应用在文物保护上，她却大胆提出“数字敦煌”的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永久数字档案。这条路没有先例可循，资金短缺、技术受限、团队磨合，每一步都走得举步维艰。她带着团队从零起步，从胶卷拍摄、跨国洗印，到高保真数字成像，一点点攻克技术难关，整整耗时二十年，终于在2016年让“数字敦煌”正式上线，让4.5万平方米壁画以数字形式永久留存，让千年敦煌突破地域限制，走向全世界。她始终坚持，保护不是封闭，既要守住文物的“命”，也要让更多人读懂敦煌的美。

如今总有人说选择大于努力，可越来越多的人在选择里迷失，把安逸、名利放在首位，做事浮躁求速成，稍遇挫折就轻言放弃，不愿沉下心深耕一件事。樊锦诗用五十七年的大漠坚守，打破了这份功利的浮躁。她不追名、不逐利，拒绝了外界的高薪邀约，把所获奖金悉数捐给敦煌学研究，从青丝到白发，把一辈子都扎根在戈壁，活成了“敦煌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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