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潘玉良弥留之际为何将两件遗物托付给潘赞化后代？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191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上海美专的教学楼里只剩寥寥灯火。女学生关紧门窗，把镜子、画架、油彩一字排开，然后脱下罩衫，对着镜子审视自己——她叫潘玉良，刚刚画完那幅让全校哗然的《裸女》。　　
这样大胆的动作，在当时的上海足够惊世骇俗。可若把目光往前挪五年，就会发现，这位画布前的女子，曾是芜湖青楼里一名被迫学戏的清倌人。父亲早逝、母亲病故、舅舅好赌，她十四岁那年，被讹钱的舅舅牵着手交给了老鸨，从此命运似乎被锁进一扇低矮的木门。　　
青楼里规矩繁多，她犯规就挨打，逃跑更是常事。有人说她跑了四五十回，也有人说根本数不过来。鞭痕没能削弱倔强，反倒逼出一腔狠劲：戏要唱得准，琵琶要弹得稳，字得偷偷练，一笔一划都像攥着出门的钥匙。　　

1913年夏天，芜湖码头灯火如昼。新任海关监督潘赞化被商界推到怡春院作陪。觥筹交错间，潘玉良抱琵琶唱了一阙《卜算子》，句里“不是爱风尘”让那位留学日本归来的桐城才子抬头多看了一眼。次日泛舟青弋江，她忽地跪倒，低声道：“先生带我走吧。”世人眼里荒唐的请求，他却没有拒绝。　　
潘赞化以五百银元赎了她，当夜分房而睡。临睡前，她提笔在一幅荷花上写下“潘”字。三天后随夫赴上海，从此改姓。有人暗笑“妾身自重”是痴心妄想，可很快就发现，这个女子并不打算留在闺阁自怜。　　

上海滩的新气象让她嗅到另一种可能。邻居洪野偶然瞧见她涂抹旧年画，惊叹其用色大胆，干脆免费教她西绘。那段日子，她白天背诵《新青年》，晚上抄《芥子园画谱》，画到天亮再拿湿漉漉的作品去讨先生评。　　
1918年，她报名上海美专。档案一翻——“旧籍妓女”，招生处当场摇头。刘海粟看了作品，批下一句“可补录”，事情就这么翻篇。可课堂里最令人生畏的“人体写生”，还是让她犯了难。她干脆把自己锁进画室，点一盏煤油灯，自做模特，画到拂晓。成品挂上展板那天，一片惊呼，连向来毒舌的同学也只剩一句“真敢”。　　
两年后，潘赞化拿出全部积蓄，送她踏上法国邮轮。“放心，穷归穷，别停笔。”他笑称自己在上海“做后勤”。里昂中法大学教她打牢素描，巴黎国立美专让她结识塞尚式笔触，罗马则把雕塑的大理石温度交给她的指尖。1925年，她以《戴红围巾的少女》获意大利罗马展三等奖，评委在名单旁只写“P. Y. L.”，省去国籍，免生争议。　　

1928年夏，她带着几百件作品回到上海，美专立刻请她任研究室主任。那几年，个人画展开到第五回，报纸上把她叫作“第一位归国女西画家”。偏偏一幅《人力壮士》被人溅上墨汁，旁边还贴张纸条：“妓女对嫖客的颂歌。”同日，潘府正室一句“下人哪配抛头露面”传进耳里，像最后一根刺。她没吭声，夜里收拾箱子，翌晨登船，只留下一张字条：“我画未完，不便久留。”　　
再次抵达巴黎已是1937年，国内烽火骤起。她在塞纳河边的阁楼安了家，立下三条规矩：不加入任何画商、不改国籍、不牵涉政治。日子拮据，就去咖啡馆教速写，换来几个法郎再买画布。对朋友说起上海，她只笑，“那是另一本账。”　　
1958年，多尔赛画廊为她举办回顾展，法国评论家用“东方的马蒂斯”作标题，场面体面热闹。遗憾的是，这时的潘赞化已病重，隔着重洋，只寄来一封字迹抖动的短笺：“画好，人康。”信件到了巴黎，他却在翌年病逝。　　

1977年5月22日，巴黎春雨沉重。病榻上的潘玉良将一只旧怀表和一条镶着两人合影的项链递给好友王守义，声音低而清：“请带回去，交给潘家的后人。”旁边还有一幅早年的自画像，眉眼锋利，神情倔强。吩咐完，她合眸而逝，享年82岁。　　
两年后，装着那两件遗物的小盒子回到了安徽桐城。当地文史馆为老海关监督设立展橱，怀表滴答作响，仿佛在替两人补完定格的告别。而属于潘玉良的数千幅画作，也在此后陆续漂洋过海，归入上海、南京的美术馆。青楼走出的少女究竟凭什么翻过命运的高墙？或许答案就藏在那间灯火半暗的画室里，一幅用灵魂交换而来的《裸女》，早已说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