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揭秘香港回归前英国每年从香港攫取上千亿元人民币内幕！
1945年4月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重庆提议：战后英国应归还香港。丘吉尔的回电却只有一句冷冰冰的“不可能”。这一天距离香港被租借已过百年，距离回归还有整整52年，却把英方对“香港价值”的真实心态暴露得淋漓尽致。
当时伦敦财政部的账本写得很明白：仅1945年，香港贡献的关税与金融收益就占英国远东殖民地收入的近四成。财政部官员在备忘录上批注：“任何割让都将动摇英镑体系。”言下之意，香港不是可以轻易放手的。
要追溯这份执念，只能把镜头再向前拉。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个月的炮声过后，《南京条约》把香港岛摊开在英国的地图上；20年后，《北京条约》再割九龙；1898年，99年租期把新界也划了进去。“租借”二字听上去温和，可租金从未支付过，殖民既成事实。
战争伊始，香港被英国人视作军港。可很快，商业头脑占了上风。1845至1849年，印度输出的鸦片有四分之三经香港转手入华，白银哗啦啦流向伦敦。彼时的维多利亚港日夜飘散着生鸦片的苦辣味，巨大的利润让东印度公司笑得合不拢嘴。

有意思的是，19世纪80年代英国本土已要求工厂实行十小时工作制，然而同一面米字旗下的香港码头工人依旧“自愿”每日苦干十四小时。用港督麦当劳的话说：“他们勤劳肯干，这是东方的美德。”一句话，既是褒奖也是遮羞布。
城市的街景更能说明问题。皇后大道以北，白人聚居，洋行鳞次栉比；石板街以南，被挤在木屋里的却是百万华人。1894年鼠疫自低洼贫民区迅速蔓延，仅几个月就带走了近两千条华人性命。英国医官首先封锁华人街巷，却为洋人大宅开辟了单独的消毒通道。港府给出的理由也简单：“避免惊扰在港外侨。”
警察系统同样分层。1906年新规颁布：华人警员不得佩枪，理由是“尚未具备足够文明自制力”。反倒是殖民当局从印度调来的锡克籍警察，腰间手枪一律齐全。到1960年代，香港警队最出名的人物不是维持治安的英雄，而是利用制度漏洞狂捞430万港元的总警司葛柏。审判时，英方大使馆只送来一句冰冷陈词：“其人已离开香港。”
教育与医疗也拉开了横亘在不同族群之间的长沟。香港直到1971年才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大学里华人比例1981年不过2.7%。至于公立医院，几十张高级病房床位专属欧洲人，华人只能挤在潮湿通铺。面对外界批评，港督府的解释充满了优越感：“资源有限，我们已做得够多。”

二战后，英国帝国的版图大片褪色，香港却成了“养命钱”。伦敦急于修补战时创伤，仍把维港的关税、外汇、保险与航运收入囊中。靠这一港，他们每年可以调回折合数百亿港元，用于支撑国内福利体系。外交文件里甚至分门别类列出“香港贡献”项目，连消防车采购费都计算得清清楚楚。
进入70年代，新界租期只剩二十多年。此时中方的底气已非昔日可比。抗美援朝、恢复联合国席位、首颗原子弹试爆成功，都让世界看到了天平的倾斜。伦敦内部掀起激烈争论：是拖、是谈，还是赌中国不会动真格？最终，他们把筹码压在谈判桌上。
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抵京。会谈间，她抛出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英国从未在香港拿走一个便士。”对面座席中，周南轻轻合上笔记本，心里已有了数字：海关税、对华转口、金融收益、地皮拍卖，加总折算，每年逾千亿人民币。三个月后，这组数字出现在中方备忘录，英方代表面色微变。
谈判一共进行了22轮，英方先提出“主权换治权”、后想拉长过渡，再打经济牌，甚至摆出“没有英国投资，香港将凋敝”的威胁。1983年，香港货币一度大幅波动，外电解读是“伦敦的警告”。然而，邓小平一句“主权问题上没有商量”让僵局瞬间终结。随后提出的“一国两制”框架，打消了香港工商界对制度震荡的忧虑，也堵上了英国想继续掌控的后门。

不能不提的还有那桩鲜为人知的“东方核选项”。1958年，英国防务委员会曾批准在新加坡部署48枚核弹以备极端情况——包括威慑中国收回香港。档案多年后解密，多半计划停留在纸面，但它提醒世人：殖民者断非温良恭俭，只是衡量力量对比之后选择了谈判。
谈判进入收官阶段时，伦敦又想出新招：1989年推出总额1，553亿港元的“玫瑰园”基建计划，试图在回归前尽量透支未来财政。中方看穿意图，明确表示“谁批的项目谁掏钱”。这个回马枪未能得逞，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后迅速理顺了财政缺口，工程也得以分期调整。
1995年，前首相梅杰在一次闭门座谈会上承认：“英国对香港的直接投资已接近1，000亿英镑，收益更高。”此言被媒体披露，等于是公开在数字上给了“铁娘子”一记耳光。曾经的“没有拿走一个便士”，再难自圆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