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泽东前往重庆参加会谈，在酒宴上见到一位男子，热情握手并说和为贵
1945年8月28日黄昏，嘉陵江水汽蒸腾，山城一夜之间多了许多外地口音的身影。街头热议的是国共谈判，但另一边，张治中的住宅里正在张罗一场私密酒会，这便是唐纳命运转折的前奏。
邀请函递到英国使馆新闻处时，唐纳愣住了。他那时三十一岁，正在给外媒翻译电讯，薪水勉强够维持一家人的开销。张治中与他并无私交，缘何相邀？好奇心占了上风，他还是踏进了桂园。灯光下，毛泽东与来宾握手寒暄；轮到唐纳时，主人先介绍：“上海影评人，旧识。”毛泽东微笑，握手有力，只说了三个字：“和为贵。”唐纳低声应了句：“多谢，先生。”这场看似平常的握手，让他回想起十年前那段风光与狼狈并存的上海岁月。

1914年5月7日，苏州马家添了一个男孩，乳名阿继。十八岁那年，他带着几篇新诗闯进上海，改名马季良，再取笔名唐纳，与好友佘增涛一起写影评。那会儿的上海滩，电车叮当，百乐门夜夜笙歌，左翼小报接连出街，影评能左右票房，他和佘增涛被戏称“影评两雄”。市民喜欢他的犀利，也佩服他敢骂大制片厂，稿费一涨再涨，日子颇为阔绰。
1935年春天，大光明舞台上《娜拉》首演，女主角蓝苹在朦胧灯光中一声呐喊，把“走出家门”的姿态演活了。唐纳写下“新星耀眼”四字，没想到一句话成了红娘。几次探班之后，两人携手同居，并在1936年4月26日跑去杭州六和塔办婚礼，沈钧儒给他们证婚，热闹得像场追星现场。然而好景不长，柴米油盐磨掉激情，“小吵天天有”不只是调侃。1937年5月，蓝苹留书北去，婚姻走到尽头。唐纳曾买火柴盒吞下火柴头，幸被旅馆伙计救回。这一幕，被当日报纸写成花边新闻，他从此明白名气也会反噬。

同年7月卢沟桥事变，上海沦陷，滩头霓虹一夜熄灭。很多文化人南迁或者北上，他进了《大公报》做战地记者，奔波武汉、随州、宜昌，白天写通讯，晚上写剧本。《中国万岁》在汉口公演时，观众爆满。话剧成了战时宣传的利器，大后方的青衣小生、新闻记者、流亡学生，都在舞台下痛哭流涕。
1942年，唐纳辗转来到重庆。工资不高，孩子嗷嗷待哺，是前妻江青暗中托人每月送来十几块钱。朋友劝他去道谢，他摇头苦笑：“旧账翻啥劲？”他把那点钱分给剧社演员打牙祭，日子算不上舒坦，却自认过得去。就在这种状态下，桂园酒会的请帖送到手里，他本想推辞，终究被好奇心拉了过去，便有了那句“和为贵”。

重庆谈判结束后，局势再度紧张。唐纳离开大后方，重回上海，在《文汇报》短暂任副总编。1947年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注意到一位新晋影星陈润琼，旋即展开追求。时局逼人，他随她漂到香港，再转纽约，最后落脚巴黎。1951年，两人在塞纳河畔注册。唐纳在巴黎倒卖中国工艺品，也写稿维生，日子虽清淡，却远离了政治风浪。

海外的几十年里，他有女儿马忆华，国内的长子则由亲友照看。每年春节前，他都会寄钱回上海，“给孩子买辆新自行车”——这是他对故土最平实的牵挂。1978年底，中法航线开通不久，他终于成行回国，老友安排与叶剑英见面。席间有人提及江青，唐纳摆手：“过去事，一点恶声也不必再提。”
1988年冬，巴黎阴雨连绵。病榻上的他翻着旧相册，翻到那张桂园合影，仍能记起那只温暖的手。74岁的生命在那年终止，留下几箱手稿和一段悬而未决的传奇。他曾自嘲：“我不过是浪里一叶片舟，随大潮起落。”时代的回旋将这叶轻舟推到无数暗流之上，也让一个本可只是文艺场合中闪现的名字，意外写进了中国近代史的侧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