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济南飞贼杀人越货多次耍聪明制造迷魂阵，最终被自己的计谋反噬下场悲惨！
1948年12月的济南，街头仍能闻到硝烟混杂灰尘的味道。当天夜里，距市公安局刑警队不过数十步的庆风金店传来惨叫，哨兵赶去时，只见油灯摇曳下，老掌柜倒在血泊中，保险柜大敞，地上散着破损的首饰盒——四两黄金、十七块银元不翼而飞。更诡异的是尸首旁那只旧痰盂，里外溅着污物，几枚烟蒂尚有余温，写字台上摆着三只黄铜弹壳和一张纸条： “光明正大，刘吉作”。
张允贵就住在对面宿舍，被急促的钟声惊醒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他蹲下身，掀开毯布，只看一眼便确定凶手用的是刺刀而非匕首；而那张字条，他反复端详，觉得过分刻意。命案发生不到一小时，外面已经聚起三层人墙，议论声里充斥着“飞贼李燕子又出手”的猜测。
第二天一早，刑警队将“刘吉”三个字翻遍监号记录。刘吉确有其人，此刻正蹲在看守所，毫无作案时间。字条是陷阱，这一点很快明朗。张允贵决定不再死磕“刘吉”，而是把排查网撒向旧市井——货郎、车夫、茶馆伙计，凡是耳朵尖的都成了临时线眼。不到半个月，线眼们凑出一串名字，其中最扎眼的叫李圣五，绰号“李燕子”，日伪年代混迹各省，据说“掠屋如燕，出墙无影”。

举报电话在1949年1月中旬打进值班室：李圣五就藏在舜井街14号。傍晚时分，张允贵带端木、陈凯乔装成布庄东家上门。门一开，一个瘦高汉子微笑着请客，“进来喝口热茶”。气氛平静得像邻里串门。搜身未见凶器，手铐刚刚扣上，对方忽然低头，“兄弟，别动我”。话音未落，裤裆里竟滑出袖珍手枪，三声脆响，人群惊散，端木肩头中弹。李圣五借一辆黄包车作掩护拐入小巷，黑影随风消失，这才是“飞贼”本色。
伤员抬进医院的当晚，队里气得砸了茶杯。旧金店案与警员受伤相叠，让刚刚起步的公安威信受挫。张允贵却只说一句：“他逃得掉一次，逃不掉第二次。”随后，他把侦查重点放在与李圣五来往密切的旧人脉上。恰在此时，一名被俘的原国民党师长在审讯中透露：李圣五曾将一批金饰寄存在徐州城南一位梨园旦角处。

6月初，侦察组分两路南下。徐州火车站外，端木盯上一名戴草帽的黑影子，对方脚底生风，夜色里几次甩尾。跟到城南戏园，这人突然消失，只留下一枚仍冒热气的烟头。张允贵发现戏园后门的门栓被故意留一条缝，判断有人暗中送信。第二天，女戏子乘早班车去青岛，端木一路暗随，刚下船就将其控制。审讯中，这位花旦情绪失控，反复哀求：“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只让我唱几句。”张允贵听完记录，敏锐地觉出不对：真正的落脚点恐怕还在徐州本地，这次远走是个幌子。
于是，原先跟随女戏子的侦察员悄悄掉头，回到那座看似人去楼空的小院。7月6日夜里，院内灯火复燃，门缝里飘出熟悉的旱烟味。天亮前，屋内忽闪一道黑影，钻入床底。板床被掀起瞬间，几道手电光柱射入，端木喝道：“别动！”李圣五拔枪慢了半拍，膛内空空——几小时前，他把最后一粒子弹换成了黄金首饰。手铐合拢时，他苦笑：“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张允贵淡淡回了一句：“你丢得下城，丢不下钱。”
案件移交专门法庭。7月7日清晨，李圣五被执行枪决，结算了他自日伪时期积攒下的血债。庆风金店重新开张那天，掌柜在柜台后挂了一张批红贴：凶手伏法，薄惩恶行，愿行商安堵。街坊们驻足片刻，议论却少了，当年动荡的城市也随之一点点安静下来。

回看整宗案子，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并非神秘武器或谁的运气，而是对人性软肋的精准拿捏。李圣五习惯在现场撒下“迷魂阵”――留下脏物，写栽赃字条，甚至故意制造目击者的错觉；可越是自信，就越容易在贪念上栽跟头。相反，张允贵坚持的办法听来平常：脚踏破旧石板路，和流动小贩闲聊，记录每一盏昏黄灯影下的细节。正是这些看似零碎的讯息，拼出一张足以收网的蛛网。
解放之初，枪声并未随硝烟散尽，旧势力的暗流还在巷子里回旋。刑警们没有更多的侦查仪器，也缺少成型的规章，却用最朴素的办法——一只本子、一双脚——把“飞檐走壁”的传说拉回地面，用铁证让真凶伏法。李圣五的末路说明：再狡猾的惯犯，也敌不过日益完善的法网与街头巷尾的众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