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成都解放，却有一件让解放军十分头痛的事情，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踪迹，他是逃去台湾了呢？还是被人藏起来了？
1949年12月，国民党的溃败就像雪崩一样无法挽回。蒋介石、阎锡山等人带着一群残兵败将仓皇逃到成都，军校里天天上演着大员们抢夺飞机票的滑稽丑剧。阎锡山唯一繁忙的工作就是分配飞机座位，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部长、委员们，为了一个逃命的位子大吵大闹，甚至打得头破血流。更有甚者，像陈立夫、孔德成这些显赫一时的达官贵人，在重庆没抢上飞机，一路坐着卡车狼狈逃到成都，像丧家之犬一样在马路上乱窜。
在这个大厦将倾的节骨眼上，王陵基其实已经看明白了：国民党这艘破船马上就要沉入江底了。12月10日一早，蒋介石连招呼都没跟王陵基打一个，急匆匆地带着亲信窜上飞机逃离了大陆。临走前，蒋介石站在机舱门口，只丢给王陵基一句轻飘飘的话：“你以后与胡宗南切取联系。”
这就等于把王陵基彻底当成了弃子。
老板跑了，同僚们起义的起义，逃命的逃命。刘文辉、邓锡侯等人早就在彭县宣布起义，断了国民党的退路。王陵基环顾四周，成都城里溃兵四处抢劫，空军仓库的军火正被成批炸毁，大火熊熊，巨大的爆炸声响彻整夜，局面彻底失控。他叹了口气，知道这地方待不下去了，只能收拾细软准备开溜。
作为堂堂省主席，逃命的行头自然不能含糊。王陵基最舍不得的就是那些疯狂搜刮来的黄金。造币厂里还有几万两金子，他嫌金砖太大不好拿，硬是让人分切成小块，装在结实的空子弹箱里，一箱装个五六百两。带着这些沉甸甸的“保命钱”，他领着几个亲信，踏上了逃往西昌的漫漫险途。 他心里的算盘打得很精妙：先去西昌跟胡宗南的主力会合，如果有机会，再从西昌呼叫飞机逃往台湾。
可是，逃亡的路根本毫无生机可言。他原本指望胡宗南的部队能护送他一程，结果刚跑到新津附近，胡宗南自己先丢下大部队一个人溜之大吉了。王陵基像个无头苍蝇一样转悠，随后遇上了同样在逃命的国民党兵团司令李文。两人凑到一起，带着残兵败将往名山县方向逃窜。
到了名山县赵家楼，疲惫不堪的队伍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解放军的追兵已经死死咬住了他们。听着四面八方传来的解放军震耳欲聋的喊话声，李文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决定派参谋长去和解放军接洽投降事宜。
这一下，可是把王陵基吓得魂飞魄散。 他心里清楚得很，自己身上背着累累血债，一旦被抓捕，绝对难逃正义的审判。更可怕的是，他十分担心李文为了向解放军邀功，拿他这个最高级别的“四川省主席”当成投降的“见面礼”。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趁着夜色掩护，王陵基遣散了身边的所有随从，给每人发了五两黄金打发他们各自逃命。他把自己随身多余的金条、标志着权力的省政府大印，一股脑全扔进了旁边的一口废井里。为了彻底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甚至把自己平日里天天戴着的那副招牌式的黑框眼镜也摘了下来扔掉。 堂堂一方诸侯，此刻跌跌撞撞、高一脚低一脚地消失在黑夜的荒野丛林中。
接下来的日子，王陵基彻底体验了什么叫“惶惶不可终日”。他不敢走大路，生怕碰上解放军的严密盘查；也不敢走小路，唯恐遇上图财害命的土匪袍哥。昼伏夜出，连方向都搞错了，结果好巧不巧地一头撞进了解放军的防区，被当场截住。
不过，这老狐狸常年混迹官场，心理素质极强。面对盘问，他脸不红心不跳地谎称自己叫“戴正名”，只是个在国民党军队里专门抄抄写写的穷酸小文书。由于他年纪已经六十好几，长途奔波导致胡子拉碴，满脸憔悴，解放军战士看他这副落魄模样，也就没太为难他，让他跟着队伍走。王陵基生怕日后查出身份，连贴身藏着的最后20两黄金和名贵手表都偷偷扔在路边，彻底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身无长物的难民。
后来趁着行军掉队的机会，他一路溜走，最后在一个姓戴的当地人家里硬攀本家，躲了十多天。眼看着风声稍微松了一点，他决定潜回老家乐山看看，随后又化装成运盐的商人，搭上了一艘开往重庆的木船。他天真地以为，只要能混进重庆，找到当年那些与人民政府有交往的政界“老朋友”疏通一下关系，自己这条老命大概率就能保下来。
1950年2月6日，这艘看似普通的盐船行驶到四川江安县境内时，被例行检查的军管会人员扣留盘查。
王陵基硬着头皮和几个老年人一起上了岸，试图再次蒙混过关。可是，命运在这个时候跟他开了一个极其戏剧性的玩笑。负责审查的人员中，特意找来了一个人进行辨认。这个人恰恰就是当年在王陵基手下第三师当过副官长的老部下！
老部下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昔日发号施令的长官。无论王陵基再怎么狡辩，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彻底完蛋了。长达近两个月的逃亡大戏，终于在江安的江边落下了帷幕。王陵基正式成了阶下囚，他也因此成为了整个解放战争中被俘的级别最高的国民党将领，后来被送进战犯管理所接受了漫长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