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曾经踢死佣人的国军中将王泽浚，被俘虏时，大衣屁股上开着一个口子，帽子也丢了，一张脸上全是灰尘，睁着一双大眼珠子大骂蒋介石排斥他，在提及黄百韬时，他更是直接拍着大腿说“我是川军啊……”
王泽浚可从来没吃过什么苦头。他的父亲是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妥妥的四川大军阀。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王泽浚，从小就在权力和财富的堆里打滚，养成了极度骄纵、残暴的性格。
在成都金河路，王泽浚拥有一座极其豪华的公馆。这座中西合璧的洋楼光房间就有二十多间，里面铺着高级木地板，甚至还有西式壁炉。军统大佬沈醉曾经去过这座公馆，半开玩笑地问他建这么大的宅子，有没有点杜甫那种“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情怀。王泽浚连连摆手，满脸不屑地表示自己完全不懂什么文人的悲悯，建大宅子纯粹为了招待朋友来成都玩耍。
这种高高在上的豪门心态，让他在对待底层人时如同看待草芥。坊间一直流传着他曾经踢死佣人的恶劣事迹。一个不高兴，抬脚就能要了一条人命。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乱世，这位军长少爷的双手沾满了底层百姓的血泪，完全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土皇帝。
可就是这样一个曾经视百姓佣人为蝼蚁的权贵，如今却结结实实地栽在了碾庄的烂泥地里。当身份被彻底戳穿后，王泽浚似乎放弃了所有伪装。他那一刻的反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没有下跪求饶，也没有像某些被俘高官那样强装镇定。
他睁着一双大眼珠子大骂蒋介石排斥他，情绪激动到了极点。当审讯人员在谈话中提及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的名字时，王泽浚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直接拍着大腿说：“我是川军啊……”
这一声长叹和这句拍着大腿喊出来的话，包含了太多复杂的情绪：有绝望，有委屈，有对南京高层的极度怨恨，同样也有对黄百韬的深深愧疚。
咱们要把时间拨回半个月前，看看王泽浚到底经历了怎样致命的折磨。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打响。王泽浚的第四十四军原本驻扎在海州。按照常理，他们随时可以从海路安全撤退。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计划却朝令夕改，最终下达了一道极其荒唐的命令：让第四十四军沿着陇海线向西撤退，归入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建制，跟着大部队一起撤回徐州。
王泽浚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的第四十四军属于“杂牌军”。在国民党军队的内部派系里，中央军嫡系永远吃香喝辣。像他们这种川军部队，历来都是顶在前面当炮灰的命。当年出川抗日，几十万四川子弟穿着草鞋、拿着老套筒血洒疆场，立下赫赫战功。到了内战战场上，南京方面依然没把他们当人看。这道西撤的命令，摆明了拿四十四军当诱饵，在前面拖延解放军的步伐。
悲剧的核心恰恰出在黄百韬身上。黄百韬同样出身杂牌，为了在蒋介石面前表现出绝对的忠诚，他死死咬住了这道军令。为了等待王泽浚的四十四军，黄百韬在新安镇足足停摆了两天。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两天时间足以决定十几万人的生死存亡。
华东野战军的大军正如潮水般合围过来。黄百韬在运河东岸焦急地等待，终于接到了王泽浚。连一座像样的军桥都没来得及架设，第七兵团和四十四军就在极其混乱的状况下强渡运河，最终被死死堵在了碾庄圩地区。
这两天的致命等待，把黄百韬和王泽浚彻底绑在了同一辆坠入深渊的战车上。
随后的碾庄战役，堪称一座巨大的人肉磨盘。黄百韬的十几万大军被困在水网密布、村落交错的洼地里。王泽浚的四十四军在南面阵地遭到了猛烈的攻击。那些日子里，天空中偶尔会有国民党的飞机空投物资，外围也有邱清泉、李弥的兵团号称在“全力救援”。
事实根本经不起推敲。邱清泉和李弥的中央军嫡系部队，距离碾庄只有区区几十公里，却像蜗牛一样爬行。每天大炮轰鸣、声势浩大，实际上根本没有出死力往前推进。大家心里盘算的都是保存自己的实力，“宁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把戏在徐州大地上演得淋漓尽致。
王泽浚身处包围圈内，看着身边的士兵成片倒下，看着曾经的繁华如同泡影般破灭，他的心理彻底失衡了。他太清楚这一切的根源所在。
所以，当他沦为战俘，大衣被撕破，脸上沾满泥土时，他才会爆发出那样歇斯底里的咒骂。他骂蒋介石排斥他，因为他看透了南京高层借刀杀人的冷血。中央军在外面磨洋工，眼睁睁看着他们这些杂牌军在碾庄耗尽最后一滴血。
当提到黄百韬时，他拍着大腿喊出“我是川军啊”，这句话成了整场悲剧最刺耳的注脚。在王泽浚看来，由于自己头顶着“川军”这个不受待见的标签，注定要被当成弃子。偏偏黄百韬这个实在人，为了接应他这个“弃子”，把整个第七兵团十几万精锐全搭进去了。黄百韬最终在绝望中举枪自杀，连个全尸都没能留下。王泽浚对黄百韬的死，内心深处无疑有着巨大的负罪感和无力感。
被俘后的王泽浚，被送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1974年，70岁的王泽浚因为脑出血在战犯管理所病亡，彻底结束了他充满争议、大起大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