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民党第92军军长黄翔得知上学的儿子黄琪玲被军统逮捕后，大怒，立刻就找到了中央军校校长关麟征，怒斥军统胡乱抓人，并说道：老子在前方与共产党打仗，你们却把我儿子当共产党抓起来。
1947年的中国是个什么光景？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接连受挫，士气低迷到了极点。前线打败仗也就罢了，后方更是乱成了一锅粥。那时候的北平城，物价飞涨得让人怀疑人生，老百姓扛着麻袋装满法币去买米，到了米店可能连个底儿都装不满。普通人连活下去都成了奢望，满大街都是流离失所的难民。面对这种烂摊子，国民党的达官显贵们连装都懒得装了，大肆中饱私囊，发国难财。这种极致的腐败和无能，彻底点燃了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怒吼声，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群上街游行的热血青年里，就有黄翔的儿子黄琪玲。当时这小伙子还在北平汇文中学读书。很多人对那个年代的高官子弟抱有很深的偏见，总觉得他们生在罗马，肯定天天跟着父辈混吃等死，死心塌地维护国民党的既得利益。事实完全相反。越是身处那个圈子里，越能近距离看清国民党烂到根里的真相。黄琪玲放着军长家安逸的少爷日子不过，偏要冒着杀头的风险跟着进步同学发传单、喊口号。这绝对算不上什么年少叛逆。这恰恰是一个年轻人最朴素的良知，是他基于满目疮痍的国家现状做出的家国选择。
可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压不住汹涌的舆论，也解决不了实际的经济问题。他们想出了一个最拙劣、最残暴的办法：放军统特务下场抓人。那段时间的北平城笼罩在密不透风的白色恐怖里。军统的特务们根本不管你有没有真凭实据，只要看见谁喊反战口号，谁对政府有怨言，直接一顶“通共嫌疑”的大帽子扣下来。黄琪玲就这么被特务盯上，直接抓进了看守所。最离谱的是，特务们抓捕这位九十二军军长公子的时候，连个提前的招呼都没打，半分情面都没给驻军最高长官留。
我们必须得了解一下黄翔是个什么分量的人，才能明白这件事有多荒唐。黄翔绝非靠着逢迎拍马爬上去的草包。他是黄埔七期毕业，抗战爆发后，跟着第五军在广西打过血流成河的昆仑关战役。当时面对日军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黄翔作为一线军官始终冲在最前面，带着弟兄们反复争夺阵地，可以说是踩着鬼子的尸体拿下的胜利。后来他又跟着部队远赴缅甸，在热带雨林里和日军殊死搏斗，为打通滇缅公路立下过实打实的汗马功劳。这样一位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抗战名将，手握几万精锐驻扎在北平，归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直接节制。按理说，军统的人再怎么横行霸道，也得对他忌惮三分。
可特务们偏偏就抓了。黄翔得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深深的后怕。谁不知道军统的看守所是人间炼狱？进去的人不死也得脱层皮。毛人凤当时正急于立威，手下的特务们为了邀功，对谁都敢下死手。黄翔没有脑子一热就带着部队去军统局砸场子。那样只会把事情彻底闹僵，把儿子推上绝路。他选择了一条更聪明的反击路线。他先托人打听清楚儿子被关在北平站的看守所，暂未受大刑。紧接着，他立刻找到了当时在军界极具威望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关麟征。
关麟征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在国民党军队内部那是响当当的核心人物，更是黄埔系军官的灵魂人物之一。黄翔找到关麟征，红着眼睛吼出了文章开头那句极其经典的话。这句话看似是情绪上头的发泄，其实道尽了当时国民党前线所有将领的憋屈与心寒。他在前线顶着枪林弹雨卖命，后方的特务却不分青红皂白把自家孩子扣上“共产党”的罪名。这种背刺，是对所有前线拼杀将士的极致羞辱。
关麟征听完也怒火中烧。翻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史，军队系统和特务系统向来势成水火。军统这种只听命于最高层、完全无视军队正常体系的特务专政做派，早就让大批带兵的将领深恶痛绝。今天特务敢随便抓一个军长的儿子，明天就敢随便暗杀任何一个前线军官。大家心里都在打鼓：连九十二军军长的家属都没有安全感，这个烂摊子到底还在为谁苦撑？
关麟征当即出面，联合了同样对军统极度不满的傅作义等人，共同向特务机关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军统北平站的特务们本来还想拿黄琪玲开刀，敲山震虎震慑北平的学生运动。一看黄翔态度如此强硬，又有这么多军界大佬出面撑腰，他们彻底怂了。真要把驻守北平的主力部队逼得哗变，这个雷整个军统都顶不住。最后，特务们只能找个台阶下，乖乖把黄琪玲放了出来，连一句狠话都没敢多留。
这件事表面上平息了。黄翔心里那根维系着对国民党忠诚的弦，彻底崩断了。一个连自己高级将领的子女都容不下的政权，一个只能靠特务恐怖统治来苟延残喘的政权，早就把民心丢得一干二净。
1949年1月，面临解放军大军压境，黄翔没有让手下的兄弟们继续做无谓的牺牲。他率领第九十二军全军起义，将北平的城防完整交到了人民军队手里，为保护这座千古名城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