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夏天，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在陪同毛主席会见完外宾后，问毛主席是否有新的诗词，她很想拜读。 毛主席当面未做答复，但却将此事记在心里。
1965年夏天，邓颖超陪同毛主席会见外宾之后，顺口问起有没有新的诗词可读。
她不是随便客套，而是真心想看新作。毛主席当时没有立刻回答，可这件事没有被放过去。

到了同年9月25日，邓颖超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回应。毛主席不仅送来了两首词，还亲笔写了短信。
字数不多，语气却很活。开头称她为“邓大姐”，后面还带着幽默，说自从受到她“压迫”写诗以后，只好从命。
这句话很有意思。毛主席比邓颖超大11岁，却称她“大姐”，并不是年龄上的称呼，而是革命队伍里一种亲近又尊重的叫法。
邓颖超一生沉稳、细致，长期做群众工作，许多同志都敬重她。毛主席这样称呼，说明两人之间并非普通工作往来。
所谓“压迫”，也不是严肃批评，更不是责怪，而是一种熟人之间才会有的玩笑。邓颖超想拜读新诗，毛主席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后来把写成的词送给她看，还说“请予痛改”。
这份谦逊，比那些郑重其事的场面更能打动人。被送到邓颖超手里的两首词，后来都成了名篇。
一首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首是《念奴娇·鸟儿问答》。前者气势开阔，写的是重回旧地后的感慨；后者想象奇特，用鸟儿之间的问答展开笔墨，语言更大胆，也更有个性。
时间要放准确，《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与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有关。井冈山不是一般山水，它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特殊位置，毛主席多年后再到那里，看到的是山川依旧，也看到从艰难起步到事业发展的漫长过程。
词中“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一开口就把几十年的时间拉了回来。它不是单纯写风景，而是写一种回望。
人到了曾经奋斗过的地方，脚下的山路、眼前的云雾、心里的记忆都会一起涌上来，这种感受很真实。“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后来流传很广，并不是因为句子复杂，而是因为它把信心写得很直白。
老百姓读起来不费劲，年轻人听了也能记住。再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意思更明快，像一句从山路上走出来的话。
登山要一步一步走，事业也要一步一步干，越是难处，越需要耐心和韧劲。这就是这首词能长期被人提起的原因。
《念奴娇·鸟儿问答》的路数则不一样。它不是重回旧地的感怀，而是借“鲲鹏”和“蓬间雀”的对话来展开。
一个看得远，一个只顾眼前；一个胸中有大世界，一个在小天地里打转。两相对照，词的讽刺味和想象力一下就出来了。
这首词最常被人议论的，是其中把非常口语化的词放进了词牌里。传统词作讲究雅致含蓄，而毛主席写这首词时没有被旧格套住。
他把生活中很直接的表达放入作品，让整首词带出一种不按常规来的锋芒。不过，若只盯着某个字眼看热闹，就把这首词看浅了。
这样写并不容易，稍有不慎就会显得生硬，可它读起来却有一种很强的节奏感。毛主席写诗词，常常不满足于把旧体格式照搬一遍。
他熟悉古典诗词的章法，也愿意打破旧框框。该豪迈时豪迈，该诙谐时诙谐，该用典时用典，该用口语时也不回避。
正因为如此，他的许多诗词读起来有古意，却不显得陈旧。邓颖超为什么会想拜读这些新作？
这也不能忽略。她对诗词的兴趣，来自个人修养，也来自那个时代许多革命者重视文化表达的传统。
两人的这次诗词往来，有一种很难得的自然感。没有复杂仪式，也没有过多客套。
邓颖超只是表达想读，毛主席没有当场承诺，却在之后认真准备。等词写好之后，又不是以“定稿”的姿态送出，而是带着请对方批评修改的口吻。
这份细节，能让人看到老一辈人相处的另一面。他们有严肃的工作，也有轻松的交流；有共同的经历，也有文学上的互相欣赏。
那一句“邓大姐”，那一句“压迫我写诗”，比很多长篇赞语更有温度。1965年9月25日这封短信，后来之所以被人反复提到，并不只因为它牵出了两首名作。
更重要的是，它让人看到创作背后的过程：有人提出期待，有人认真记住，有人写完还要修改，有人愿意把作品交给信任的人过目。1976年1月，这两首词公开发表后，读者才更广泛地接触到它们。
那时人们读到《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里的豪迈，也读到《念奴娇·鸟儿问答》里的奇思。两首词风格不同，却共同表现出一种不愿停在原地的精神。
邓颖超一句想读新作，毛主席隔了一段时间郑重送上，两人的关系就在这一问一答中显出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