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被永久开除党籍的国歌词作者田汉，在狱中结束了70载的生命，过了7年，他的妻子才得知，大家都说他走得冤，妻子却说：“他有福气啊。”
一个写下民族最响亮歌声的人，最后却走得很安静。1968年12月10日，田汉在北京离世，终年70岁。
那时他的亲人没有守在身边，妻子安娥也没有马上得到消息。这个迟到的死讯，直到多年后才传到她耳中。

旁人听了都觉得心酸，说田汉这一生太冤。可安娥沉默之后，却说了一句让人难忘的话：“他有福气啊。”
这话听起来像反常，实际里面藏着一个妻子对丈夫最后处境的理解。她知道，田汉离开得早，或许少受了许多折磨。
田汉原名田寿昌，189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县。少年时代的他不是富家子弟，家里条件并不宽裕。
父亲早早去世，母亲撑着这个家，亲友也曾帮他求学。乡间戏台、民间曲调、旧式戏班的热闹，给他心里埋下了最早的文艺种子。
他后来能成为剧作家，并不是忽然冒出来的才名。田汉年轻时读书很用功，1916年前后赴日本学习，接触了更多新文学、新戏剧。
回国以后，他没有把写作当成风雅消遣，而是把舞台看成一块能照见时代的镜子。上世纪20年代，田汉活跃在文学和戏剧界。
他办刊物，组织南国社，推动话剧演出，也培养青年演员。他的《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等作品，不只是写个人悲欢，更关心普通人在时代风浪里的命运。
这一点，后来贯穿了他一生的创作。到了30年代，民族危机越来越重，文艺人的笔也不可能只停在风花雪月。
田汉写剧本、写歌词、写宣传抗争的文字，作品里有急促的脚步声，也有普通人不愿低头的心气。他不是拿口号堆文章，而是把当时人的压迫感和不甘心写了出来。
1949年9月，《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1982年12月，它正式恢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国歌写入宪法；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施行。田汉的文字，已经不只是电影歌曲的一部分，而成了国家仪式和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可如果只记住“国歌词作者”这几个字，田汉就被看窄了。他写过话剧，写过戏曲，也参与电影创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投入戏剧事业，像《关汉卿》《文成公主》《白蛇传》《谢瑶环》等作品，都能看出他对传统戏曲和现实表达的连接。田汉身上有一种很明显的特点：他爱舞台，但不愿让舞台脱离人间。
他笔下的关汉卿不是冷冰冰的历史人物，白蛇也不只是传说中的形象。他总想借旧故事讲人的骨气、人的情感、人的选择，这种写法，让他的作品有烟火气，也有分量。
安娥的身体后来变得很差。1956年，她因脑血栓病倒，长期行动不便。
田汉在外面忙文化工作，回到家里，也会照料病中的妻子。两人之间的感情不是轰轰烈烈的表达，而是在病榻旁、书信里、日常照顾中一点点显出来。
命运的转折来得很重。60年代后期，田汉受到牵连，失去自由，与家人联系中断。
一个长期用笔和舞台说话的人，忽然被隔绝在沉默里，这种落差很残酷。七年过去，死讯终于传来。
安娥没有等来团聚，只等来一句冰冷的事实。可她说他“有福气”，并不是觉得丈夫的人生轻松，而是想到他终于不用再受病痛、孤独和误解的拖磨。
一个妻子说出这种话，背后没有轻巧，只有深深的悲凉。1976年8月18日，安娥也去世了。
她没能看到田汉后来恢复名誉的那一天。1979年，田汉的名誉得到恢复，人们重新郑重纪念这位剧作家。
这个时间点让人唏嘘：该听到告慰的人，已经不在了；该等到清白的人，也早已离开。今天回头看田汉，不该只把他写成苦难人物。
他最大的价值，不是经历了多少委屈，而是他的作品穿过了时代。国歌响起时，人们未必都会想到田汉的名字，但那种不低头、不退缩的情绪，仍然由他的文字传递出来。安娥那句“他有福气啊”，不是对苦难的美化，而是对现实无奈的最后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