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1岁的郑念被当做是英国「间谍」关进了看守所，6年半的监禁让她受到了无数次的拷打和单独监禁，但她始终没有掉一滴眼泪，并拒不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
人最难熬的，不一定是被夺走好日子，而是明明没做过，却被逼着承认。1966年以前，郑念在上海的生活算得上体面。
她原名姚念媛，1915年出生在北京，年轻时受过很好的教育，后来到英国求学。那段经历让她会英文，也熟悉西方礼仪，可这些原本只是人生经历，后来却成了别人怀疑她的理由。

她的丈夫郑康琪也曾留学海外，两人结婚后经历过战乱，也经历过辗转安家的日子。1957年，丈夫因癌症去世，郑念失去依靠，只能自己站出来，把家庭和生活继续撑下去。
1966年8月，郑念的家被人闯入搜查。屋子里的东西被翻动，收藏被登记，生活秩序一夜之间乱了。
她先是被限制行动，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出门。到了9月，她被带走，关进看守所。
外面的人给她扣上的罪名，是和英国公司有关的“间谍”。这顶帽子太重，对一个已经51岁的女人来说，最简单的办法似乎就是低头，承认几句，换一点喘息机会。
郑念却不肯，审问的人要她交代，她就反复说自己没有做过，别人希望她顺着写，她偏偏不写违心的话。她不是不害怕，而是不愿把假的说成真的。
看守所里的日子，不像旁人想象得那样只是等待。她被单独关押过，也受过粗暴对待，身体遭罪，精神也被反复拉扯。
最难的是孤独，四周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也不知道女儿怎么样。一个人被隔绝太久，心里很容易先塌下去。
郑念给自己找了一种活法。能动的时候，她就收拾狭小的空间，做简单活动，让身体不至于完全僵住。
没书可读，她就在脑子里背诗，从唐诗背到宋词，用熟悉的字句稳住自己。那不是风雅，而是求生。
人在暗处，总要抓住一点能让自己清醒的东西。她并不是石头做的。
丈夫早亡，女儿在外面生死不明，自己又被不断盘问，任何一件事都能压垮普通人。可她明白，只要一签下不真实的供词，后面的路就会被别人牵着走。
她守住的，其实不是面子，而是一个人最后的判断。1973年3月，郑念终于被释放。
六年半过去，她从中年走向老年，身体受了损伤，家也不再像从前。可真正让她承受不住的消息，是女儿郑梅平已经去世。
这个噩耗比牢房里的寒冷更重，因为母亲最怕的不是自己吃苦，而是孩子在自己看不见的地方遭遇不幸。郑梅平原本有自己的工作和前途。
母亲被关押期间，她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后离开人世。郑念得知真相后，整个人像被抽空。
她出狱时以为还能见到女儿，结果等待她的，是一个无法补回的空缺。这个打击，几乎把她余生都改写了。
她写下的《上海生死劫》后来在海外出版。书里最有力量的地方，不是把自己写成多么伟大的人，而是把一个人在极端压力下怎样保持清醒，写得很细。
读者能看到她的害怕，也能看到她的固执。正因为不夸张，才显得更真实。
成名以后，郑念没有只顾着讲自己的故事。她用女儿的名字设立了“梅平基金”，资助年轻学生求学。
失去女儿之后，她没有办法再把爱给那个已经不在的人，只能换一种方式，让这份母爱继续流向别人。这一点，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让人感慨。
她会自己安排生活，会见朋友，会参加活动，也会想念上海的旧物和旧衣。她不是把过去全部抹掉，而是带着伤口继续生活。
一个人经历过大难，还能保持体面和善意，这并不容易。她没有用仇恨撑住自己，也没有靠表演坚强来打动谁。她只是很清楚地知道，没做过就是没做过，不能为了少受一点折磨就承认。
这样的坚持听起来简单，真正落到一个人的身上，却要付出很大代价。郑念的故事提醒人们，人生遇到风浪时，最要紧的不是嘴上多硬，而是心里有没有一条不能越过去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