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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敌人追到了资兴县城。


生死存亡之际，湘南特委书记杨福涛和陈毅命令郴县独立七师三团和资兴独立团担负阻击任务，掩护起义军从东门后撤。

一场惨烈的战斗随即打响。

一小时后，敌军突入城内，窄小的小街小巷里，农军手持大刀、梭镖与装备精良的敌军展开拼杀。

枪声、杀声、呼喊声、惨叫声震撼整个县城上空。

郴县独立七师三团团长蒙九龄夫妇与五百农军战死在资兴县城。

陈毅带着队伍从战火中撤出来，向资兴东北方向的山区转移。

杨福涛率领的湘南特委机关也随军撤离。

队伍的行进路线是从郴州经资兴，前往距离资兴县城三十公里的彭公庙。

彭公庙是资兴东北部崇山中的一个小圩场，位于今天的资兴市州门司镇塘家湾村。

1928年4月9日，陈毅、何长工率领的起义队伍抵达彭公庙，部队驻扎在当地的胡氏祠堂和周边民房里。

杨福涛率领的湘南特委机关也同时到达。

那天杨福涛不是空手来的。

他带来了两百斤大米和一些药品。

他还带来了一个消息：湘南起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队伍发展到十万之众。

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令人振奋的。

十万农军、二十一个县苏维埃政权——这些数字意味着湘南的革命形势一度达到了顶峰。

但顶峰之后是急转直下。

国民党七个师南北夹击，湘南地主武装到处搜捕共产党人，革命力量在短短几天内就被压缩到了崩溃的边缘。

杨福涛带来的两百斤大米和药品，在撤退的艰难时刻是宝贵的物资，但他带来的那个“十万之众”的消息，却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回响——声音还在，主体已经散了。

当天，陈毅、何长工与湘南特委书记杨福涛、团特委书记席克思等人在彭公庙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地点是彭公庙附近的西家田八角亭。

这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研究如何保存革命力量，安排部队上井冈山的路线。

会议一开始就陷入了激烈的争论。

陈毅和何长工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说明了部队向井冈山转移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何长工后来回忆，他当时对杨福涛说：“同志呀，形势紧张，敌人都红了眼，剑拔弩张，对我们恨得要死。湘南敌人有重兵，指挥所就在韶关，好几支军队夹击，想把我们一网打尽。你要去衡阳，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陈毅说得更直接。

他叫了杨福涛的名字：“杨福涛！你头脑要冷静。你们男女老少，口音东南西北，几十口子的人，靠几支短枪能闯过民团的关卡吗？”

陈毅后来还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还是跟我们上井冈山。以后，再设法送你们走。”

杨福涛不听。

他的理由在当时的语境里并非毫无道理。

杨福涛认为自己是湘南特委，不是井冈山特委，执意要回衡阳“守土有责”，继续领导湘南地区的革命斗争。

他把上井冈山视作“逃”——一个特委书记在局势危急的时候离开自己的辖区，在他看来是可耻的行为。


何长工在回忆中提到，杨福涛等人“工人出身的同志很不冷静，五县暴动把脑子搞得太热了”。

这句话点出了问题的核心：杨福涛是泥木工人出身，他的革命热情是真挚的、滚烫的、不惜命的，但他对局势的判断被这份滚烫蒙住了眼睛。

杨福涛对陈毅的劝说反应激烈。

何长工回忆，杨福涛当时“火冒三丈”，说：“我是湘南特委，逃到井冈山是可耻行为！”

陈毅也急了，大声嚷起来：“有什么可耻呀？到了井冈山，你不一样闹革命吗？你这是冒险！”

争论没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