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患病未获晋升军衔，45岁便开始离休休养，竟休养整四十五年，直到九十岁高龄离世
2010年3月的一天，济南殡仪馆的火化工人打开骨灰盒时怔住了：灰烬里竟散落着二十八块弹片。有人低声嘀咕：“老爷子究竟经历了什么？”这位九十岁老人正是1938年参军的老八路刘竹溪。
从山东沂蒙参加八路军起，刘竹溪的战场履历就写满了血和火。1940年，他还是连队指导员，攻打日军碉堡时右臂被机枪击穿。鲜血顺着袖口狂涌，他抬高左臂示意：“继续压上！”当夜，他在昏暗的油灯下用镊子把弹头夹了出来，这一幕在战友心里烙下深痕。

两年后，他已是营长。1942年秋，部队执行破路任务时遭伏击，弹片擦胸而过，肋骨裂开，血流不止。野战医院缺医少药，缝合之后他又偷偷溜回前线。有人劝他养伤，他摆摆手，说战场离不开指挥员。不得不说，那一代人对职责的执拗，外人难以想象。
时间推进到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华东野战军十纵担任攻坚，刘竹溪时任副团长，奉命率一个加强营担纲“敢死队”。城墙炮火震天，他冲在最前，“跟我上！”成为全营进攻的号角。距离碉楼不到二十米，三颗敌军手榴弹几乎贴身爆炸，七颗牙齿当场震落，钢盔被炸飞，浑身多处开花。术后医生从他体内取出了三十多块金属碎片，仍有两十余块因靠近要害无法摘除。部队甚至提前订好棺木，结果他硬是挺了过来。
建国后，刘竹溪调任副师长。1955年全军首次授衔，他被定为上校。当年有人替他抱不平：以济南战役的伤痕和副师级职务，起码该是大校。刘竹溪却笑道，陈景三师长是大校，自己解放前只是副团长，资历差着一截，“给我上校，够用了。”那年他三十五岁，这份坦然赢得了同僚尊敬。

按照当时条例，军衔主要对照解放战争结束时的职务。副团长起点的干部被评上校，本属常态。评衔旨在统一尺子，不是比谁勋章多。公平标准摆在那里，再锋利的弹片也不能替代制度的刻度。
1959年，中央下发军衔调整通知，各军种开始新一轮晋升。遗憾的是，刘竹溪这一年突发高烧伴随内脏出血，被紧急送医抢救。医生诊断，体内残弹与旧伤已让他极度衰弱，任何手术都像赌命。正当许多同辈换上新肩章，他只能卧床静养。

1960年前后，多数同批军官已佩戴更高星级，刘竹溪却依旧是上校。有人替他惋惜，他听后只是摇头，表示身体要紧。1965年，军衔制度停止实行，部队改用职位等级管理。同年，医生再次提出必须彻底离开激烈的工作环境，否则随时可能出现大出血。于是，年仅四十五岁的他打了离休报告，组织很快批准。
离休后的刘竹溪搬到青岛一家疗养院，靠药物和理疗维持。寒潮来时旧伤隐隐作痛，夏天闷热时弹片处会发炎，但他从不声张，偶尔给年轻护士讲当年的攻坚战，最多一句：“那时年轻，不怕死。”

四十五年过去，他身体每况愈下，却依旧能在院子里慢慢踱步。护士按例问他痛不痛，他笑着反问：“还能走，还能晒太阳，痛什么？”这种云淡风轻，被视作老兵的另一种硬气。
2010年春，他安静离世。火化炉里溅出的金属声提醒人们，那些未被取出的弹片伴随他整整六十二年。弹片是冷的，故事是热的。它们记录的一切，都发生在鲜血能染红黄土地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