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战士自由上街购物，卫立煌疑惑问朱德：你真的不担心士兵趁机逃走吗？
1938年初春，洛阳车站的月台上寒气未散，卫立煌站在成排军用木箱前，亲手在一张张押运单上签字——数十万发子弹、成百箱药品，即刻北运延安。这一幕并不寻常。在那个武器奇缺的岁月里，能让国军一方的高级将领主动为八路军张罗后勤，背后是更大的考量：山西战局吃紧，两军只有携手，才能守住华北屏障。物资列车渐行渐远，卫立煌拍拍手中尘土，转身对参谋说了一句：“同仇敌忾，各尽其力，这才是正道。”
谁料，仅一年光景，风向反转。1939年秋，蒋介石任命卫立煌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洛阳成了第一战区心脏。同僚中却有人频频将“联共”大棒挥向他。军统递上几大摞所谓“密报”，指称卫在山西时“纵容”八路军。面对这股冷风，他没辩解，只淡淡回句：“抗战要紧，别自乱阵脚。”与此同时，河南境内的征兵队却昼夜不歇，硬拖硬拉的场面屡见不鲜，许多年轻人一有机会便悄悄溜走，非战斗减员惊人。

摩擦还是来了。1940年初，朱怀冰率97军闯进太行，根据地烽火四起。刘伯承、邓小平指挥385旅迎头痛击，几日间把对手打得七零八落。朱怀冰向洛阳急电求援，卫立煌收到电报，却并未发兵。他回忆起忻口会战中八路军冒着炮火递上情报的情形，沉默片刻，仅回电一句：“自处之道，不在增兵。”这通“慢半拍”的回复给朱怀冰带来灭顶之灾，却为随后谈判留出了余地。
同年夏末，朱德决定下太行赴洛阳，当面与卫立煌划定漳河防线，化解干戈。为了安全，129师挑出战功最优的385旅3连护送。30多号人，一色步行，骡马背着行李，朱德自己拄杖同行。刘伯承反复嘱咐：“穿越封锁线，宁绕百里，不露身份。”于是，官兵换上羊皮袄、戴破草帽，沿村野小径昼伏夜行。过黄河时，冰碴尚未完全消融，激流刺骨，士兵却咬牙推船，生怕耽搁行程。

洛阳城门外，3连列队而立，军装已换回制式，刺刀反光。卫立煌迎出府衙，远远见到朱德，快步上前施礼，相携入座。几轮商谈后，双方敲定以漳河为界，各守阵地，互不侵犯。紧张数月的争执暂告一段。会后，卫立煌在府邸设宴。席间，他注意到护送士兵吃罢饭便结伴上街，买布鞋、捎信封，没人押看，更无贴身宪兵。
晚风渐起，他忍不住低声问朱德：“让他们这么散开，你就不怕走了就不回？”朱德笑而不答，指指门口岗哨。两名战士端枪而立，神情自若，拉栓声清脆。“他们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也知道回来的路。”短短一句，胜过千言万语。

三天后，3连护送总司令返回太行。沿途国军哨所递烟敬酒，边境村落还有人劝几个年轻兵干脆留下“享福”。队伍却始终整整齐齐。抵达武安时，少了一个人——原来后队一名战士摔伤脚踝，被暂留乡医处，连长亲自折回背人。卫立煌随后收到简报，批了一个“嘉”字，又给河南各师长发去“保持军心”训令，字里行间隆起敬意。
这种纪律从何而来？抗战时期，国军依旧沿袭抓壮丁模式，战士与长官隔着鞭子、枪托，不跑才怪。八路军却奉行减租减息，自愿参军，官兵同吃同住。“兵不离百姓”，生死与共，这种空气，外人看不见，队伍里的每个人却深知分量。也正因如此，卫立煌那句出自将门本能的疑问，被实践迅速化解。

1941年初，第一战区总结上一年的敌后协作，文件结尾提到“八路军某连护送任务达成，未生一逃”，这行铅字很小，却让不少参谋啧啧称奇。有人打趣：“要是我军也能如此，老总少操八成心。”话虽简单，却点破要害：真正稳住士气的，不是皮鞭，而是信念和利益的结合。
回望1937至1940这段波折，卫立煌与朱德的交往既有战场的火药味，也有桌前的酒气，更多是同处危局的务实。物资一批批过黄河，协议一份份摆上案头，两支体制截然不同的军队在合作与防备之间来回摇摆，却硬是为华北争得了喘息。历史写到这里，并未给出最终答案，只把那个关于“士兵为什么不逃”的提问，留给了后来人反复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