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高层托人邀请定居美国的顾维钧先生回国看看，这个84岁的老人苦笑道："我是战犯，还是不要回去了吧！"

章含之坐在顾维钧对面，一时不知该如何接话。纽约秋日的阳光透过窗帘打进来，屋子里的气氛却沉得很。顾维钧放下茶杯，眼神平静，说这句话时既没有愤怒也没有委屈，更像是陈述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实。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这十五年前，顾维钧刚刚从荷兰海牙卸任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1957年，年近七旬的顾维钧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

这个职位的选举程序极为严苛，候选人必须同时获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大会的双重多数票方可当选，能通过的人寥寥无几。

1964年，顾维钧更进一步，被推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成为迄今极少数担任此职的中国人之一。那十年间，顾维钧坐在海牙的法庭上，处理涉及海洋法、领土主权、外交豁免等一系列国际争端案件，每一份法律意见都要字斟句酌。

更关键的是，彼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中国"出现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的，仍是这位头发花白的老外交家。

而在更早的三十年代，顾维钧曾在国际联盟打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仗。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政府选择走国际途径，派顾维钧赴日内瓦出席国联行政院，就日本侵略东北一事提出正式申诉。

在国联的会议大厅里，顾维钧面对日本首席代表芳泽谦吉的强词夺理，毫不退让，以《国联盟约》第十条、第十二条和《非战公约》为依据，系统论证日本的军事行动属于非法侵略，要求国联督促日军撤出东北。顾维钧的发言措词严谨，逻辑清晰，赢得多国代表的认可。

国联随后组建了由英国人李顿主导的调查团，专程赴东北考察，1932年10月发布报告，认定日本行动"不能视为合法之自卫"。日本随即宣布退出国联。

这场申诉并未能让日军从东北撤兵，但顾维钧借助国联讲台，把日本侵略的本质彻底暴露于国际社会，也为此后抗战期间中国寻求外部援助积累了重要的舆论基础。

时间再往前拨十年，还有一件事鲜少被提及。1919年巴黎和会，顾维钧拒绝在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但山东问题并未就此落幕。

1921年，美国主导召开华盛顿会议，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核心成员出席，在会议框架下与日本代表展开三十余轮艰苦谈判。

1922年2月，中日双方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日本军队撤出山东，胶济铁路经赎买程序归还。

这是中国在近代史上通过多边外交从列强手中收回失地的极少数成功案例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巴黎和会留下的历史遗憾。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捉弄人。1948年12月25日，顾维钧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第一批四十三名战犯名单的第二十二位。

彼时他正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奔走于白宫与国会山之间，竭力为蒋介石的军队争取美国军事援助。这一立场，让他彻底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所以到了1972年，当章含之转达问候，邀请顾维钧回祖国大陆看看时，顾维钧摇了摇头。不是没想过，而是想得太清楚了——战犯名分还在，台湾当局的"总统府资政"头衔还挂着，纽约住所外从未消失的台湾特务眼线……他回去，算什么身份？这个问题，顾维钧自己答不上来。

章含之离开后，顾维钧重新靠在沙发上。窗外的纽约依旧喧嚣，与这个房间毫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