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胡适，看到了最不可思议的一幕。他那些昔日的老友，冯友兰、周培源、金岳霖、梁思成，一个个排着队，在报纸上痛骂他，说要跟他划清界限。

1954年秋，大陆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持续时间超过一年，各报刊上发表的批判文章多达三百余篇。主导者的意图很明确——要让整个知识界与胡适彻底切割。

最让胡适感到意外的，是金岳霖。这位逻辑学大家与胡适相识数十年，两人都曾在北大执教，私下往来颇深。然而金岳霖写出的批判文章，措辞之重，超出了外界想象。

金岳霖在文中将胡适的哲学定性为"买办阶级的哲学"，说这套思想不过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的工具。冯友兰同样毫不手软，把胡适的实用主义逐条批驳，称其本质上是为反动立场背书的意识形态包装。周培源、梁思成也相继发声，公开与胡适划清界限。

这些名字，胡适全都认识。胡适在台北读到这些报道，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没有选择在报章上公开反击，只是在日记里写下了困惑与感慨，说这些人他都了解，有些是多年的朋友，看到这一幕，心里实在是说不清楚的滋味。

留在大陆的这批知识分子，当时处境并不简单。参与批判，对许多人来说既是政治上的表态，也是自保的现实选择。

冯友兰在晚年写的《三松堂自序》里坦白，那些年说了很多违心的话，内心的挣扎是真实的。金岳霖晚年在接受采访时，话里也带着几分沉重，言语间可以感受到那段历史在他心里留下的印记。两位学者都活到了八十多岁，亲历了时代的几度转折。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是胡适本人说过的话。他的一生，一直在倡导个人自由与思想独立，却在晚年旁观着曾经志同道合的人，在外部压力下一个个与他切割——这种处境，是他个人的遭遇，也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集体命运的真实写照。

1958年，胡适返台，正式出任中央研究院第三任院长。胡适对这个职务极为看重，把推动学术工作视为晚年最重要的事情。

他继续研究《水经注》多年未竟的课题，组织学术讨论，对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多有提携。台湾学界对胡适评价极高，视他为那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代表。

1962年2月24日，胡适出席中央研究院的一场欢迎新院士酒会，致辞结束后突发心脏病，当场倒地，送医后不治，享年七十一岁。他走得猝不及防，甚至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那场批判运动里发过声的老朋友，此后命运各异。有人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同样承受了巨大压力，有人晚年得以平静终老。历史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一段各自的时间，而胡适，在台北的那些年里，始终没有公开说过一句责怪他们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