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新四军副团长被日军追击向老农求助，结果老农一脚把他踹进水田，之后，副团长对老农说：“老伯，谢谢你了！救命之恩，不知道该如何报答。”
1940年前后的鄂豫边区，村庄、河沟、稻田、树林，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战场。日伪军不断“扫荡”，抗日队伍白天要躲敌人，夜里要行军，还要靠侦察摸清敌人的据点、岗哨和巡逻路线。
一个判断错了，牺牲的就不只是一个人，可能是一支部队。张体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干部。

他1915年出生在河南新县，这一带山多、路险，也走出了不少参加革命和抗战的人。抗日战争时期，他长期在鄂东、豫南一带活动，带过游击队，也参加地方抗日武装的整编和作战。
那时候的干部，名字前面有职务，脚下却常常是泥路。这次遇险，起因是一场侦察。
当时敌人有新的动向，部队需要弄清日伪军的布置。张体学没有只听下面汇报，而是亲自靠近敌人据点观察。
他让警卫人员在稍远处照应，自己借着树木和地形掩护，慢慢接近敌营附近。这样做风险很大，可在那个年代，很多情报就是靠人一步一步摸出来的。
他躲在树后，用望远镜查看岗楼、营房和人员调动。敌人兵力大概有多少，火力点在什么位置，哪条路可能是撤退线，这些都要记在心里。
侦察越细，后面打仗越有底。可危险也正在这个时候靠近。
问题出在望远镜上。阳光一照，镜片反出亮光。
岗楼上的日军发现异常，很快派人追了出来。张体学还没完全撤离，警卫员先发现情况不对，开枪把敌人的注意力往自己这边引。
枪声一响，张体学立刻明白暴露了，他没有硬拼，转身往林子里撤。人在最危急的时候，来不及想太多。
他跑到老农身边，简单说明自己是新四军，后面有日本兵在追，希望老人帮一把。换成一般人，可能先慌了神，可能会问东问西，也可能吓得说不出话。
可这位老农没有多说一句废话。他抬脚就踹。
张体学猝不及防，整个人跌进水田，泥水溅了一身。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老农已经骂开了，骂他不争气，骂他偷懒不干活，像一个被儿子气坏的庄稼人。
骂声越大，越像真的；动作越粗，越不容易让敌人怀疑。这一招厉害就厉害在快。
老农没有把张体学往屋里藏，因为那样敌人一搜就露馅；也没有让他往远处跑，因为追兵已经到了眼前。他把一个正在被追的抗日干部，瞬间变成了“被父亲打进田里的懒儿子”。
泥巴糊住衣服和脸，身份也被遮住了。日伪军追到田边，看见的正是这样一幕：一个老农气得跳脚，水田里躺着一个满身泥水的人。
翻译盘问老人，有没有看见一个人跑过去。老农没有急着辩解，只顺着自己的戏往下演，说自己正在教训儿子，这孩子成天不听话，干点活也躲懒，哪里顾得上看旁人。
敌人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他们盯着水田里的人看，想从衣服和神情里找破绽。
越是这种时候，越考验老农的胆量。老人没有停顿太久，又故意把话头一转，说刚才不注意，也许有人往村子那边去了。
追兵听见这个方向，觉得继续追更有希望，便朝村子去了。田埂慢慢安静下来。
等敌人走远，老农才把张体学从水田里拉起。刚才那一脚的用意，此时不用解释也明白了。
张体学浑身泥水，心里却很清楚，如果没有老人临场这一招，他很可能已经被抓住，甚至会连累附近群众。他握着老农的手，说出了那句朴素的话：“老伯，谢谢你了！
救命之恩，不知道该如何报答。”这不是客套。
一个人在生死边上走了一圈，才知道平平常常一句“谢谢”，有时比什么话都重。老农的回答也没有大道理。
他大意是说，新四军打日本人，是为老百姓拼命，自己只是帮了一把，谈不上什么报答。说完又催他赶紧走，敌人如果折回来，事情就麻烦了。
几句话，听着平常，却是那个年代军民关系最真实的样子。抗战不是只发生在枪炮声里的事。
很多时候，它也藏在一口水、一碗饭、一条小路、一句假骂里。老百姓未必会讲战略，也不一定能说出部队番号，但他们知道谁在打侵略者，谁在保护乡亲。
正因为有这种信任，抗日队伍才能在敌人封锁的村庄之间活动，才能一次次躲过追捕，重新组织战斗。张体学脱险后回到部队，把侦察到的情况带了回去。
对一支处在敌后环境中的队伍来说，准确情报很宝贵。敌人的兵力、据点位置、行动路线，都关系到后续作战部署。
那次水田里的惊险一幕，也因此不只是个人脱险，还关系到后面反“扫荡”的准备。后来，张体学继续在鄂东一带坚持斗争。
鄂豫边区的斗争环境长期艰苦，敌人据点密集，交通线被控制，抗日队伍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筹粮筹款、保护村庄，这些工作都不是轻松事。从张体学的经历看，他不是只会冲锋的军事干部，也熟悉群众工作。
敌后抗战最难的地方，正是兵和民不能分开。没有群众掩护，部队很难站住脚；没有抗日武装保护，群众也会遭受更多欺压。
老农踹出的那一脚，背后其实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信任。1973年9月3日，他在北京病逝，年仅58岁。
一个人的一生，能被记住的片段有很多，而水田脱险这一幕之所以被反复讲起，是因为它把抗战年代的危险、人心和智慧，都压缩在了短短几分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