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白求恩被埋葬在河北唐县，由于他在前线战死，交通队只好秘密的把白求恩的尸体伪装成一个重伤的人，然后连夜赶路，将他送到了后方的于家寨。
那副担架经过山路时，周围的人都不敢多看。外面包得严严实实，像是刚从前线抬下来的重伤员。
可抬担架的人心里都清楚，上面躺着的不是等待抢救的人，而是一位再也醒不过来的医生。这是1939年11月河北唐县的夜晚。

敌人的封锁和扫荡还没有结束，消息不能外泄，行动也不能张扬。白求恩在前线倒下后，交通队只能用这种办法，把他的遗体伪装起来，趁夜送往后方于家寨。那个年代，前线缺药、缺器械、缺医生，很多伤员不是伤得无法救，而是等不到及时处理。
白求恩来到中国后，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这一点。他是加拿大医生，1938年初远渡重洋来到中国，3月底到达延安。
短暂停留后，他没有选择留在相对安全的地方，而是主动要求去最艰苦的晋察冀前线。那里山路难走，战事频繁，医院经常要跟着部队转移。
到了晋察冀以后，白求恩看到的不是正规医院里的整洁病房，而是临时搭起来的手术点、缺少消毒用品的器械、被担架抬来抬去的伤员。许多时候，手术台就是几块木板拼成的，照明靠灯，药品要省着用。
可他没有抱怨条件差，相反，他很快把工作重点放在一件事上：把救治时间往前抢。他认为重伤员不能长途折腾，医生必须尽量靠近前线，战斗在哪里打响，医疗队就要尽可能往哪里靠近。
这种做法在当时很冒险。炮声近，转移快，伤员多，医生自己也随时可能遇险。
但白求恩清楚，晚一小时处理伤口，失血和感染就可能夺走一条命。对他来说，医生不能只坐在后方等病人，必须把手术刀送到最需要的地方。
他工作起来很拼。齐会战斗期间，伤员不断送来，他长时间站在手术台旁，顾不上休息。
有人劝他缓一缓，他常常只是摆摆手。那不是逞强，而是他知道担架还在往里抬，外面还有人在等着救命。
除了做手术，他还非常重视培养本地医护人员。因为一个白求恩再能干，也救不了所有伤员。
只有把技术教给更多人，前线的医疗状况才会真正改变。他编教材，讲课，指导卫生员处理伤口、包扎、转运和消毒。
那时的医疗条件太差，许多今天看来基本的东西，当年都很难保证。白求恩就想办法改造工具，简化流程，用有限的药品和器械发挥最大作用。
他不是坐而论道的人，遇到困难，第一反应就是动手解决。1939年10月下旬，他在一次手术中手指被划伤。
战场环境下，一个小伤口也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后来伤口感染，加上长期劳累，身体迅速恶化。
但白求恩仍惦记前线伤员，没有马上把自己当成需要照顾的病人。到了11月11日，他已经感到生命正在走到尽头。
临终前，他写下遗书，安排药品、器械和个人物品，还惦记着同志们需要奎宁、铁剂等药物。一个人到最后时刻，想的仍是别人缺什么，这比任何赞美都更有分量。
1939年11月12日清晨，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去世，年仅49岁。他在中国工作了不到两年，却把最关键的岁月留在了抗战前线。
很多被他救治过的人，也许连他的全名都叫不准，却记得那个总是弯腰站在手术台旁的外国医生。他的离去没有隆重仪式。
前线形势紧张，大家连悲伤都要压住。交通队把他的遗体伪装成重伤员，是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也是为了把他安全送到后方。
那一夜的山路，走得沉重，也走得小心。于家寨成了他最初安葬的地方之一，后来，白求恩的名字被越来越多中国人记住，他留下的不只是几件医疗器械、几本教材，也不是某个单独的战场故事，而是一种在艰难处境里仍然把病人放在最前面的职业良心。
真正的奉献，往往不是站在高处喊出来的，而是在一台台手术里做出来的。战场上没有太多漂亮话，伤员能不能活下来，靠的是医生的判断、双手和责任心。白求恩的可贵，就在于他把这些东西坚持到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