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群日伪军用枪抵着一个遍体鳞伤、双脚拖着铁镣的人，想要把他活埋。这个被押的男人，神色镇定地扶正了眼镜，然后怒视着敌人，放声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一副锈住的脚镣，一副圆边金丝眼镜，把一个被泥土掩埋了12年的名字重新带回人间。1953年，盐城伍佑一带重建学校时，有老人指着一处旧土坑说，当年这里埋过一位新四军干部。
人们挖开泥土，眼镜和铁镣还在，遗骨也在。那一刻，方强终于被找到了。

后来有人看他踏实上进，帮他继续求学。他进入同济学习，本来很可能走上一条安稳的路：读医、从业、养家。
可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上海街头的枪声改变了许多青年的命运，也改变了袁文彬的人生方向。他没有把自己关在书斋里。
面对外侮和压迫，他参加爱国运动，又南下广州，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一个学医的青年，转身走进军校，这中间不是简单的热血，而是那个年代许多知识青年共同的选择：国家有难，个人前途就不能只算小账。
抗战全面爆发后，袁文彬长期从事宣传、组织和救护工作。到1940年冬，他被派往苏北盐阜地区。
那里靠近敌占区，环境复杂，日军、伪军、汉奸、土匪来回搅动，老百姓白天怕搜查，夜里怕抓丁，过日子像走薄冰。为了便于工作，他改名方强。
这个名字听着硬，其实他做事并不粗。他到村里不是摆官样子，而是和农民坐在一起问收成、问粮食、问家里有没有人被抓。
他很清楚，敌后抗战不是只靠几支枪，还得靠百姓愿意站出来。当时盐东一带灾荒和战乱叠在一起，许多人缺粮缺衣。
方强推动减轻负担，动员各界筹粮筹款，也组织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把零散的人心慢慢聚起来。妇女送情报，青年参加武装，农民保护干部，这些细小环节连起来，就是根据地能活下去的根。
1941年，日伪军对盐阜地区加紧“扫荡”。他们不只烧房抢粮，还专门搜捕抗日干部。
方强几次遇险，有一次差点被发现，他临时钻进老乡厨房，把锅灰抹在脸上，装成做饭的人，才从敌人眼皮底下脱身。可他没有因此离开。
因为他不是单纯躲在后方写标语，而是在帮助盐东建立抗日政权。被抓后，他没有承认身份。
他自称是上海木材行的管账先生，还故意把被捕的张琼英说成家人，想让敌人误以为可以拿钱赎人。敌人一时信了，放张琼英回去筹钱。
方强用严厉口气催她走，其实是在逼她离开险境。这一招本来争取到了一点时间，家属和地方关系也在想办法营救，可命运突然拐了弯。
两个伪军听说阁楼上关着一个“有钱商人”，想去敲诈，掀开被子一看，认出了他就是方强。两个投敌之人为了邀功，马上报告了日本人。
身份暴露后，方强遭到更残酷的审讯。敌人想从他嘴里撬出干部名单、交通线、武装地点和地方组织情况。
他被打得遍体鳞伤，身上多处受伤，脚上锁着铁镣，可他始终没有吐露机密。一个戴眼镜的读书人，骨头硬得让敌人恼羞成怒。
1941年11月，日伪军把他押到伍佑东郊。土坑已经挖好，枪口顶着他的身体。
敌人想用活埋来吓垮他，也想借此恐吓当地百姓。方强没有求饶，扶正眼镜，盯着敌人，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随后，泥土盖了下来，他牺牲时年仅40岁。这件事后来让许多盐阜群众久久难忘。
因为方强不是在战场上被一颗子弹击中，而是在明知必死的情况下，把秘密守到最后。他的死，保护了许多同志，也保护了当地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组织。
12年后，老人说出埋葬地点，人们才找到他的遗骸。圆边眼镜还在，脚镣已经锈蚀。
这样的遗物不需要太多解释，它们一头连着一个读书人的斯文，一头连着敌人的残暴，也连着方强临死前没有弯下的脊梁。
后来，盐阜地区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些地方，方强区、方强农场、方强社区等地名延续下来。一个人牺牲多年后，名字还留在土地上，这本身就是百姓对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