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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打响之前，第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召集全兵团师级以上干部开会。会场设在一条山沟里，两边是陡坡，上面架了伪装网，太阳光透过网眼筛下来，照在人脸上斑斑驳驳。

王近山站在前面，手里拿着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了个简图。他要打主攻，要抓俘虏，要打出一个大歼灭战。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得很，底下坐着的人都听得出他语气里的兴奋。

他给三个军的任务分得很清楚：12军是主攻，中央突破；15军配合主攻，从侧翼打；60军当预备队。

这个安排从军事角度看没什么问题。主攻方向当然要用最信任、最能打的部队，谁当指挥员都会这么干。但问题在于，预备队这个角色一旦坐实了，整个战役过程中就很难再有主动出击的机会。

更麻烦的事在后面。战役第一阶段，12军和15军打得不错，但没有达成预想的包围歼灭效果。美军撤得太快，机械化部队一跑起来，志愿军的两条腿根本追不上。王近山急了。他在兵团指挥部里来回踱步，地图上用红蓝铅笔画满了箭头和圆圈，有的地方涂改了好几次，纸都磨毛了。

第二阶段发起前，他做了一个决定：把60军的179师和181师分别配属给15军和12军，加强主攻方向的突击力量。

命令下到60军军部，韦杰愣了。179师调归15军，181师调归12军，三个师拆出去两个，他手里就剩下一个180师。而且180师还不是完全归他指挥——没几天，兵团又来了一道命令，180师直接归兵团部指挥，作为兵团的战役预备队。

韦杰手里只剩下一个工兵营，三百来号人。

他坐在军指挥部里，地图上的标记已经不需要他操心了。敌人位置、我军动向，各方面的情况还是源源不断地报到他这里，但他能做的只有了解，然后等待。一个军长，手里没有兵，什么命令都执行不了。

他没拍桌子，没发电报去争。电报是有的，他发过，但兵团的答复很简单：按命令执行。

兵团部的考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两个主力军需要加强，预备队总得有人当。让180师当预备队，虽然战斗力弱一些，但既然是预备队，大概率不会真的用上。

问题是，战场上从来没有“大概率”这种事。


5月19日，战线已经推到北汉江一线。180师冲得很快，一直打到了洪川江北面，正面美第七师被逼得连连后退。这是180师入朝以来打得最好的几天，部队士气很高，俘虏也抓了不少，押送后送的俘虏队伍拉出去好几里地。

但补给线拉得太长了。弹药、粮食、药品，什么都缺。有的连队已经断了粮，战士们把缴获的美国饼干分了，一人两块，就着雪水啃。饼干是甜的，吃惯了炒面和咸菜的志愿军战士觉得新鲜，有人笑着说美国佬就会吃好的。

笑声没持续多久。5月22日，志司下令停止进攻，全军于5月23日晚统一向北转移。这是正常的战役节奏——进攻持续太久了，后勤撑不住，该撤了。

问题出在“统一”这两个字上。

志司在宣布统一撤退后，又单独给39军下了一道命令：提前一晚撤。这个命令是出于战术考虑，39军的位置比较突出，提前撤可以避免被包抄。但问题是，这道命令被第三兵团知道了。

王近山的性格大家都清楚，打仗猛，胆子大，有时候太大。他得知39军提前撤退后，也做了一个决定：让15军提前一晚撤。

15军提前一撤，北汉江以南的志愿军部队就剩下63军和180师。而63军在23日当天，没打招呼也撤了。

63军为什么撤，后来有很多说法。有的说他们接到了友邻部队的通知，有的说他们自己判断形势危险做出了决定。不管什么原因，结果只有一个：180师成了北汉江以南唯一的志愿军建制部队。

5月23日白天，180师指挥部开始感受到异常。侧翼的炮声越来越近，侦察排派出去的人回来报告：右翼方向发现美军坦克，数量不详，大概有二十多辆。左翼的山头上也出现了敌人活动的迹象。

郑其贵让参谋长赶紧联络上级。电台呼叫了半天，兵团部没有回应。又试着联络军部，韦杰那边接通了，但韦杰也联系不上兵团。整个指挥链在这一天出现了致命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