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顾玉平正投入军事演习，突然接到韦杰传达的命令，周总理点名让他立刻前往，这是为何？
1934年11月中旬的一个凌晨，湖南西南的山道被薄雾锁住，前锋的探子传来口信：敌骑已逼近。警卫排立刻收拢散队，二十出头的顾玉平抱着步枪，看着身前的那匹高大的栗色马——马上坐着的，正是夜里连批电报的周恩来。
山路向下骤降，谷底雾气翻涌，落叶把石阶蒙得发滑。忽然间马蹄踉跄，嘶鸣刺破夜色。周恩来与坐骑一起翻落。几名警卫扑过去，树丛挡住了最大冲击，可副总参谋长仍重重磕伤肋骨。毛泽东闻讯赶来，让担架队顶上。周恩来一边按着肋部，一边挥手：“耽误不了行程，赶紧走！”担架还是被硬塞到他身下，队伍才再次蠕动起来。
事后检讨时，警卫组没为自己开脱。顾玉平垂头听训，他明白，领导的安危不仅是岗位，更是全队指挥系统的命脉。也就在那次会议后，他被列入“随首长机动作战编组”，贴身警戒之外，还得管行军踏查、夜间设哨，活儿更重，却也更光荣。

行走两月，部队抵达湘桂边。邓颖超已连日低烧，康克清向前线送来一张纸条：需要一名可靠的年轻战士，兼干炊事和担架。周恩来叫来顾玉平，说道：“去吧，她那边少不得细心人。”顾玉平敬礼答应，却憋红了脸——他想上前线打仗，这回却改当邓大姐的“勤务兵”。
山高路险，分工换了，危险没减。担架抬在泥泞里打旋，随行的十来人常靠着一把破雨布遮风。玉米面被水泡得发酸，邓颖超硬是用随身小锅摊出几张焦黄的面饼，“大家都尝一口，补补力气。”一句体己话，营房里瞬间热闹。

雨季没完，肠胃炎却找上门。顾玉平高烧脱水，夜里趴在草丛里走不动。邓颖超摸黑回来，把仅剩的奎宁和葡萄糖水全塞给他，还请医生给他打针。“没有你扛担架，我们谁也走不远。”两天后，他拖着软腿追上纵队，背上多了一把小药包，从此再不敢逞强。
1936年秋，三大主力会师陕北。顾玉平终于如愿被编入前线侦察班，在保安、山城堡一线转战，先后腿伤、耳骨震裂，勋令上却只有一句“表现勇敢”。他和周恩来、邓颖超隐约传过几封信，很快又被战火冲散。
新中国成立后，老战士各奔岗位。1960年4月，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闭幕那天，身为西南驻军某师参谋的顾玉平在人群里被叫出名。“到主席台来。”灯下的邓颖超握住他的手，仔细端详：“还是那双眼睛，没变。”旁人只见二人低声寒暄，不知二十多年未见的惊喜已在掌心传递。

两年后，成都凤凰机场举行军事演习。黄昏时分，总部来电：周恩来总理返京途中在昆明短停，要见老部下。顾玉平赶夜路抵达。机舱门一开，周恩来没等警卫梯放稳，便伸手把他拉上舷梯，笑言：“这回可轮到我来检查你的警卫工作了。”随行人员记得，总理临走前交给他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200元补贴和一张合影，言简意赅：多买点书，好教娃娃们读书识字。
1969年北京大礼堂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老战士又一次聚在长安街。那天，周恩来行至顾玉平面前，指着他胸口的一排勋章说：“这些功劳，有你的，也有当年抬担架的那些弟兄。”旁边的邓颖超点头，眼中含笑。
自1980年代起，各地中小学纷纷邀请老红军讲传统。顾玉平离休后几乎踏遍江西、上海、四川的校园，手里常拎着那只被缝补过无数次的旧挎包，里面塞着长征路线图和一本自写的《警卫日记》。有人算过，他讲过一千二百多场，听众超过二十万人。孩子们最爱听他描述雪山夜宿的星空，他却总把话题拉回“互相托付”四个字：战场上，一个人再强，也得靠身边那只手把你拽一把。

1996年，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各地展开。顾玉平坐在瑞金纪念碑前，被学生簇拥着合影。有记者问他长征留给后人的最大财富是什么，他指着胸口说：“信得过的人，背得动的责任，就够了。”
2005年3月12日，94岁的顾玉平在清晨安静离去。那只旧挎包被家人郑重捐给了瑞金革命博物馆。玻璃柜前，参观者会看到泛黄的日记本、磨得发亮的不锈钢饭盒，还有一张周恩来、邓颖超与他在昆明合影的照片。讲解员常会提醒小心翼翼的孩子们：这照片里的人曾一起走过两万五千里，也一起走过后来几十年的风雨，他们用行动证明——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一句“你去吧，我放心”并不是客套，而是一份生死与共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