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解放后，一个阔太太穿着旗袍来到了35军军部，对门口的哨兵说："我是陈修良，请你们军政委何克希出来见我！"


陈修良换了身墨绿色软缎旗袍，脚上是半高跟皮鞋，手里拎着只黑色的皮包。她从宁海路附近的住处出来，拦了辆黄包车，让车夫往总统府方向去。


车夫拉着她穿过满地碎纸和废弃沙包的街道。两边的店铺大多关着门，偶有胆子大的市民探头出来看。


到了原总统府不远的一处大院门口，黄包车停下。这里已经挂上了新的牌子，门口站着穿黄军装的哨兵，枪上的刺刀在阳光底下泛着冷光。


陈修良付了车钱，踩着碎步子走过去。


“站住。干什么的？”哨兵横起步枪。


“我是陈修良。”她声音不高，但吐字清楚，“请你们军政委何克希出来见我。”


哨兵愣了一下。眼前这个女人约莫四十来岁，烫着头发，腕子上还戴着块手表，分明是哪位官太太的打扮。


哨兵互相看了一眼，其中一个说了句“你等着”，转身跑进院里。


那会儿何克希正在屋里看地图。三十五军昨天深夜打进城，部队已经占了总统府，但城里还有不少残敌需要清剿，接管工作千头万绪。


哨兵跑进来报告，说门口有个穿旗袍的女同志找他，自称陈修良。


何克希手里的铅笔顿住了。渡江之前，野战军首长就交代过，进城后尽快与南京地下市委取得联系，市委书记叫陈修良。他把地图一推，大步往外走。


院子里铺着青砖，何克希走到门口，看见一个穿旗袍的女人正站在那儿，神态自若地看着街景，好像她不是站在荷枪实弹的军部门口，而是在等一位老朋友。


“你是陈修良同志？”何克希问。


何克希穿着和普通战士一样的军装，只是衣服上有泥渍和汗碱，脸颊瘦削。


“我是。”她笑了笑，伸出手，“何克希同志，总算见到了。”何克希握住她的手，用了些力气：“快请进。”


屋里刚收拾出来，桌子还是原先的那种笨重木头桌，上面铺着军部刚搬来的地图。警卫员倒了两杯开水。陈修良从皮包里取出一叠纸，有些已经卷了边。


“这是南京市区地下党的组织名单，”她把纸摊在桌上，“这是各工厂、学校、机关的党员分布。电厂、水厂、下关码头，都有我们的人。昨天夜里枪声一响，他们就在厂里护厂，没让国民党工兵炸成。”


何克希凑过去看，手指点着纸上的地名：“挹江门这边的情况你们清楚吗？”


“清楚。”陈修良说，“我们有人盯着江防工事画了图，虽然粗糙，但机枪点的位置大致不差。你们进城前，我们还在设法摸清下关江边的船只，好让大军过江。”


说起来，陈修良到南京已经三年了。她1907年出生在宁波，早年求学，1926年入党，后来还去过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46年4月，组织上派她来当这个地下市委书记。那时候抗战刚结束不久，国民党还都南京，街上特务比卖报纸的还多。


她三十九岁，对外称“张太太”，住在城南一处僻静的小院里，后来又搬过几次家。


白天她像个寻常主妇，去菜场买菜，和邻居打牌闲聊；晚上关起门来，她在油灯下看情报，写报告，再把指示一层层传下去。


这三年里，她领导着南京地下党的多个工作系统，党员人数从进城时的两百多人发展到后来的约两千人。


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大，但在当时那座被严密封锁的城市里，每发展一个人都要冒极大的风险。


她记得有个交通员被捕，她必须在半小时内通知三个联络点转移，那天她穿了件灰布旗袍，装作赶去看病的样子，在巷子里转了三圈，把消息递了出去。


“你们不容易。”何克希说。他没有用太多形容词，只是把那叠纸按在桌上，“军部刚进城，正愁两眼一抹黑。有了这些，我们接管网就顺当多了。”


陈修良端起杯子喝了口水：“城里的老百姓盼着你们来。昨天深夜枪声在北边响的时候，我知道你们到了，一晚上没睡着。天亮我就想过来看看，但想着你们肯定在忙清剿，所以拖到现在。”


何克希告诉她，三十五军的前身有一部分是起义部队，加上鲁中南纵队整编而成。


他本人是四川峨眉人，早年参加革命，抗战时期在浙东打游击，后来才调到这支部队当政委。


南京是国民党老巢，进城前上级反复强调纪律，不许进民宅，不许拿群众一针一线。昨夜进城，战士们都在马路上露宿。


“我看见了。”陈修良点头，“来的路上，路边睡满了你们的兵，老百姓在给他们送开水。这样好，南京人看在眼里，心里就有数了。”


临出门时，何克希要派车送她。陈修良摆摆手：“不用，我叫辆黄包车就行。我这身打扮，坐车反而惹眼。”


她重新拎起皮包，墨绿色旗袍在军部门口一闪，又坐回了黄包车上。车夫拉起车把，小跑着拐进了街角。


何克希站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他回到桌前，把那几张写着地下党名单的纸收好，叫来了下一个汇报的参谋。


信源：人民网《陈修良：“巾帼岂无翻海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