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称为“民国第一欲女”，她把与3000多名男子交往的故事写成书后，直接轰动了全国。然而，仅仅一年后，她就选择了跳海自杀！


1928年4月19日，海面泛着灰白的光。余美颜靠在轮船二等舱的栏杆上，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张信纸。


她把纸页压在一瓶喝剩的汽水旁边，随后翻过栏杆。没有惊叫，也没有迟疑，海水在她身后合拢。这一年，她二十八岁。


如果把时钟拨回十几年前，广东台山的余宅还称得上热闹。父亲是当地商人，家境殷实，觉得这个女儿聪明，便送进学堂。


她读国文，也念英文，十五六岁时给自己取号“梦天”，穿学生装，剪短发，在信纸上画一些很前卫的图案。那时她大概觉得，新世界的大门已经向她敞开了一道缝。


可裂缝很快就被堵上了。1918年，她十八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开平一位谭姓公子。


对方家里也做生意，人不算坏，只是这对年轻人像两件型号不合的瓷器，硬被摆进同一个柜子里。


她谈易卜生，他算流水账；她想出门看戏，他惦记着茶楼的早市。婚后不到两年，关系就僵成一块冰。


1920年，她只身跑到广州，据说那天穿了件在当时看来过于惹眼的衣裳，又或者只是行为举止不像个“良家妇女”。


总之，军警以“行迹可疑”将她拘押，一关就是将近一年。


这趟牢狱之灾，彻底斩断了她和旧生活的联系。谭家送来休书，父亲在报纸上登声明，与她断绝父女关系。


她走出监狱大门时，天正下着雨，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朝她多看一眼。


从那以后，她成了沪港之间的一个游魂。她出现在舞厅、赌场、酒楼的霓虹灯下，跳舞很好，英文流利，赌桌上出手阔绰。


有人叫她奇女子，也有人说她是疯女人。她听到这些议论，只是把烟卷叼在嘴里，笑得很响，响到旁边的人分不清那笑声里是快活还是嘲讽。


1927年末，她流落到上海，在法租界一间狭小的阁楼里住下。屋里堆着旧信笺、烟灰缸和半凉的咖啡。


她决定写一本书，把这几年遇见的男人，按职业、性情、交往的细枝末节，一封封写成书信体。


出版商来取稿时，她裹着毯子咳嗽，指着那摞稿子说：“人数嘛，大约有三千，我没细细数过，你看着办。”


1928年初，书稿上市，取名《摩登情书》。小报立刻把它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用大块标题渲染“一个女子与三千男人的往事”。


时人猎奇，争相购买，也有人背后给她贴上“民国第一欲女”的标签。


她走在南京路上，会被人故意拦住打量。起初她还应付几句，后来便拉紧窗帘，整天躲在屋里。


书卖得很俏，版税够她付两个月房租，可钱很快在赌桌上消失殆尽。


邻居是一位小学教员，某天傍晚听见她在走廊里自言自语：“我写这些，本来也不是为了换饭钱。我就是想让人看看，一个女人被剥光了名声之后，还剩下什么。”


教员听完，没敢接话，轻轻带上了门。


1928年春天，上海的气候时冷时热。她输光了最后一点积蓄，稿子也写不下去了。4月中旬，她买了一张由沪赴港的船票。


登船那天，她只带了一只小皮箱。航程里，她很少出舱房，船上的侍应生记得，这位女客穿着一件深色大衣，吃饭时只要清汤和面包。


4月19日清晨，她起得比轮机还早。甲板上没有几个乘客，她靠在栏杆边，把信纸摊开，用汽水瓶压住，以免被风吹走。


信写得不算长，字迹潦草，大意是说自己走累了，人间太吵闹，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做完这些，她抬起一条腿跨过栏杆，接着是另一条。


海面当时很平静，她落下去的时候，只激起一小圈涟漪。船员发现那页信纸时，船已经驶出很远，那只空汽水瓶在栏杆边滚来滚去。


余美颜死后，那本《摩登情书》很快被查禁，印出来的纸张大多化作纸浆。


偶尔有人在旧书摊上翻到残页，看见一个民国女子用很俏皮的英文给某个男人起绰号，又突然在下一行写：“今日赢了一千块，却不知明日宿何处。”


她从来不是教科书里的完人，也不是设计好的反叛偶像。她只是一个在旧式宅院里偶然读了新书、又被新旧两道门同时挤在门外的女人。


她把隐私摊开给看客，看客们嚼完瓜子，把皮吐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1928年的海水吞没了她，也吞没了那个时代里无数没能发出声音的“异类”。


如今再提起她的名字，或许不该只盯着那本轰动一时的奇书，也该看看那个在甲板上把信纸压好的清晨。

她想做点什么，留点痕迹，最后只留住了一个翻栏杆的动作，和一瓶没喝完的汽水。


信源：《申报》--《浪漫女子深夜投海 —— 恋爱不遂行动乖异，遗书至女界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