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夫人蒋英说：“钱学森他这个人，心很静，人很稳，一辈子没有大呼小叫过。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应酬，生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他喜欢安静，家里很少请客，很少热闹，他说安静才能思考。
回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钱学森在美国遭遇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美国政府无理软禁长达五年。那五年里，家里随时面临特务的盘查，一家人一夕三惊，甚至被迫多次搬家。普通人遇到这种天降横祸、前途未卜的绝境，大概率早就情绪崩溃、大呼小叫地抱怨命运不公了。
钱学森依然稳如泰山。在长达五年的漫长等待中，他毫不慌乱，照样安安静静地坐在书桌前撰写科学巨著。为了排遣软禁生活带来的压抑，他拿起竖笛吹奏，蒋英就在一旁弹吉他合奏。夫妻俩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家里常年放着三只打包好的轻便箱子，随时准备获准搭机回国。在这份惊人的沉静面前，再大的风暴似乎都失去了威力。
后来终于回到祖国，新中国的航天事业几乎是一张白纸。钱学森一头扎进大西北的戈壁滩。荒漠之中，黄沙漫天，烈日当头，人迹罕至。在那样的恶劣环境里，无数前所未有的科研难题全压在他一个人肩上。
那时候保密级别极高，他经常一出差就是几个月，杳无音信。蒋英在家里等得心焦，实在受不了这种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煎熬，急冲冲跑去国防部问领导：“钱学森到底去哪儿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
其实，那时的钱学森正顶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巨大压力，在荒漠上紧张地进行“东风一号”近程导弹的发射准备。越是千头万绪、压力顶天的时刻，他越是极度专注。在钱学森的人生字典里，压根找不到“情绪失控”四个字。遇到天大的难题，他只管把门一关，安静地坐在那里算数据、想对策。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稳健，正是成就伟大事业的基石。
现代人常常迷信所谓的高情商，觉得在这个社会上混，必须得多交际、多参加饭局。钱学森偏偏彻底反其道而行之。
他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绝对不应酬。
熟悉钱老的人都知道他定下的铁律：不接受吃请，不参加任何“应景”的活动，不题词，不接受任何礼品，不写回忆录，不同意为自己塑像，更不接受采访。
到了晚年，钱老曾对蒋英许诺过，等彻底退休没事了，要带她去全国各地游山玩水，弥补这么多年的亏欠。结果他哪儿都没去，晚年一直待在北京的家里。
原因极其简单，也让人深思。钱老心里清楚，以他的身份地位，一旦去了外地，地方政府必然要高规格接待，免不了要大吃大喝、兴师动众。他极度反感这种形式主义的交际与浪费。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也为了护住自己内心那份清静，他索性谢绝一切远行。很多人把名利场上的簇拥看作人生巅峰，钱学森把这些当成浪费生命的累赘。
他对物质生活的看淡，同样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钱老的父亲早年过世后，老人所在的单位中央文史馆按规定补发了3000多元的工资。在那个年代，这绝对算得上一笔巨款。蒋英本打算顺理成章地把这笔钱交给一直照顾老人的义女。钱学森坚决阻拦。他坚持认为，父亲生前卧病在床多年未能上班，这笔补发工资纯属组织上的额外照顾，做子女的绝对不能伸手要这个钱。
他亲自给中央文史馆写信，执意要退回这笔款项。由于文史馆拒收，他干脆一转身，把这3000多元全额当作个人的党费，上交给了所在的党小组。两袖清风，一点多余的贪念都不沾。一个人对物质的欲望越低，他的灵魂就越轻盈、越自由。
对于钱学森来说，屏蔽了所有的外界杂音，就是为了保住那一片纯粹的思考阵地。正如他自己所言，“安静才能思考”。
在北京阜成路中国航天大院的红砖楼里，钱家的日子平静得犹如一潭清澈的湖水。家里满眼都是藏书，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架德国制造的黑色大三角钢琴。那是当年在美国时，他送给新婚妻子蒋英的礼物。
蒋英在去美国前，早就已经是享誉欧洲的杰出女高音歌唱家，曾在瑞士的万国音乐年会上斩获第一名。为了照顾钱学森的生活，为了支持国家的航天事业，她甘愿退居二线，从事声乐教育。钱老深知妻子的牺牲，他在事业上高歌猛进的同时，生活中极其依赖且尊重蒋英。
家里很少请客，更不会有嘈杂的聚会。夫妻俩最常做的事，就是在闲暇时安静地听听古典音乐。钱学森的头脑里装着宇宙星辰、导弹轨道，而蒋英就用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用古典艺术为他放松神经。
2001年，钱学森荣获“霍英东杰出奖”，奖金高达一百万港币。由于行动不便，他委托蒋英和儿子前去代领。临行前，看着穿戴得体的老伴儿，他幽默地打趣：“你去领钱？好，你要钱，我要蒋。”一句话把家里人都逗乐了。没过多久，那领回来的一百万港币支票，被他悉数捐给了中国西部的治沙事业。
在极简的生活表象之下，是一个无比丰盈、生机勃勃且极其深邃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