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降清不到两年的义王孙可望，正陪顺治帝纵马逐鹿，突然一支冷箭射来。顺治望着倒地身亡的孙可望，表情复杂。

孙可望原名孙可旺，出身贫苦，早年加入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凭借着勇猛善战、足智多谋，很快得到张献忠的赏识，被收为养子，成为大西军四将军之首，在明末的乱世中，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张献忠在四川被清军射杀后，大西军群龙无首，陷入了混乱之中，正是孙可望挺身而出，带领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将领，从四川一路转战至云贵地区，平定当地叛乱，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还拥立永历帝，扛起了南明抗清的大旗，成为当时清廷极为头疼的抗清力量。

孙可望不仅是个能征善战的武将，还是个善于治理的能臣。他在云南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开矿铸钱、整顿税收、鼓励农耕，安抚当地的少数民族土司，让原本贫瘠落后的西南地区，逐渐变得民安物阜、兵强马壮，为南明的抗清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可就是这样一位乱世枭雄，却有着一个致命的短板，心胸狭隘，嫉妒心极强，容不得身边的人比自己优秀。

孙可望与李定国本是一同出生入死的兄弟，可随着李定国在抗清战场上屡立奇功，声望越来越高，甚至超过了他，孙可望的心里渐渐失衡，开始处处排挤、打压李定国，甚至暗中派人刺杀他，想要除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

李定国侥幸躲过暗杀后，两人彻底决裂，昔日并肩作战的兄弟，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

1657年，恼羞成怒的孙可望，不顾清军压境、南明危在旦夕的大局，亲自率领十几万大军，大举进攻李定国，想要一举除掉他，夺取南明的最高权力。

可孙可望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部下早已对他的猜忌、跋扈深感不满，不愿为他的野心买单。战场上，士兵们纷纷倒戈相向，高呼“李将军忠义，我们不愿自相残杀”，十几万大军溃散，孙可望兵败如山倒，身边只剩下几百名亲信，彻底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走投无路之下，孙可望做出了投降清朝的决定。

1658年，孙可望带着家眷和亲信，辗转来到长沙，向清廷经略洪承畴投降。

对清廷来说，孙可望的投降无疑是雪中送炭，他熟悉西南地区的防务部署、兵力分布，掌握着南明军队的核心机密，还了解李定国等抗清将领的作战风格和弱点，他的归顺，相当于亲手拆掉了南明最后的防线，为清廷灭亡南明扫清了最大的障碍。

顺治帝得知孙可望投降的消息后，大喜过望，为了彰显清廷的“宽宏大量”，也为了吸引更多南明将领投降，当即下旨封孙可望为“义王”，赏赐他豪华府第、金银珠宝无数，还邀请他进京参加庆典，一时之间，孙可望风光无限，成为了清廷用来招降南明将领的“活招牌”。

可这份风光，不过是清廷的表面功夫，投降后的孙可望，看似尊贵无比，实则被清廷严密监视，没有任何实权。他带来的旧部被清廷拆分、控制，根本不让他接触；他多次主动献策，想要辅佐清军攻打李定国，却始终被清廷敷衍拒绝；就连想见顺治帝一面，也常常被朝中大臣百般阻拦，上朝时，他只能默默站在角落，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透明人，丝毫没有“义王”应有的尊严。

更让孙可望憋屈的是，他走到哪里都备受非议和排挤：满洲贵族看不起他这个“叛徒”，觉得他反复无常、不忠不义，不愿与他为伍；南明的残余势力则恨他入骨，骂他是罪人，欲除之而后快。

孙可望到北京后，饮食、气候、习俗都难以适应，身边没有亲人朋友，孤苦无依，日子过得比囚徒还要煎熬。

这时，孙可望才彻底明白，清廷留着他，不过是把他当作“招降的工具”，一旦他失去利用价值，就会被毫不犹豫地抛弃，所谓的“义王”爵位，不过是一个随时会被收回的虚名。

1660年的一天，顺治特意点名让孙可望陪同围猎，这正是清廷除掉他的最佳时机。

皇家围猎纪律森严，侍卫遍布，层层设防，根本不可能出现“冷箭失手”的情况，这支致命的冷箭，显然是清廷精心安排的。清廷之所以选择在围猎时动手，就是为了将谋杀伪装成意外，这样既能避免落下“杀降不祥”的骂名，又能名正言顺地除掉孙可望这个隐患，既保全了清廷的颜面，又解决了心头大患，可谓一举两得。

孙可望死后，清廷表面上对他十分优待，追谥他为“恪顺”，按照王爵的规格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可暗地里，却对他的家族步步紧逼，赶尽杀绝。长子孙征淇继承义王爵位后，没过几个月就突然莫名病逝，死因成谜；次子孙征淳接续袭封后，俸禄被清廷一减再减，直到他去世后，义王爵位被清廷直接撤销，不再世袭。

到了乾隆年间，孙家的爵位被削除，子孙后代也沦为了平民，彻底没落，曾经风光无限的义王家，最终落得个一无所有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