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晚清，大家也许会想到“慈禧老佛爷”的“犯我大清者，虽远必赔”，好像彼时的清朝就是西方国家的“圣诞老人”，稍微上一点强度就会“爆金币”。

但令人咋舌的是，就这样一个似乎谁都能敲诈一笔的大清，还偏偏有一个西方国家栽跟头了，这个国家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著名“背刺王”——意大利。

1899年2月，意大利公使马迪讷大摇大摆地走进清政府的总理衙门，递上一份照会，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一租就是50年。

他们的胃口远不止一个海湾，还索要从三门湾通往江西鄱阳湖的铁路修筑权，并要求将浙江省南部三分之二的地盘划为他们的专属势力范围，甚至霸道地规定浙江全省不得再租给其他国家。

意大利人自觉理直气壮，毕竟当时德、英、俄、法等国都已在中国抢到了自己的租借地，他们觉得这不过是跟着“大佬”们排队领红包而已。

意大利之所以敢伸手，是因为看准了清朝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后的虚弱状态。当时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意大利觉得自己虽然实力稍逊，但来晚了可能汤都喝不上了，于是急忙下场。

为了增加谈判筹码，意大利还派出了三艘军舰驶入三门湾的狮子口海面游弋，进行勘测和示威活动，玩起了“炮舰外交”。

然而，这次意大利打错了算盘。清政府上下对意大利的底细早有了解。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早就向朝廷报告过，意大利是个弱国，深陷经济危机，根本无力武装侵略中国。

甚至流亡海外的维新派人士也通过《清议报》分析，指出意大利政府财政困难，国内政局不稳。

当意大利的照会送到总理衙门时，据说清朝官员因为事先已得法国通气，心中有底，甚至硬气到连看都没看，就直接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这一举动让意大利公使马迪讷勃然大怒，觉得颜面尽失。

意大利人显然没料到会碰一鼻子灰。一计不成，他们决定升级威慑。1899年5月，意大利新任驻华公使萨尔瓦葛带着四艘军舰气势汹汹地抵达上海，企图施加更大的压力。

但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萨尔瓦葛到了上海后发现，清朝在那里竟然停泊着两艘钢质巡洋舰，而且此时重建后的北洋水师已经初具规模，拥有“海天”、“海圻”、“海容”等新锐战舰。

朝廷已经命令北洋水师统领叶祖珪率舰南下布防，连一向被诟病对外软弱的慈禧太后，也据传放出了硬话，嘲讽意大利“一抔黄土都别想得到”。

与此同时，民间反对的声浪也异常高涨。当意大利索租三门湾的消息传开，浙江当地民众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从最初与意大利商民友好贸易变为“民情汹汹”，强烈反对。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还特意作诗《闻意迫索三门湾有感》，诗中“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一句，充分表达了对意大利野蛮行径的愤慨。

意大利国内的情况也不乐观。事实上，意大利政府并未真正做好战争准备，国内民众对远征中国一事群起反对，导致政局动荡。

当时意大利士兵从中国寄回国内的一封信中写道：“意大利人必须知道，那就是中国是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国家，而不是圣马力诺共和国……最荒谬的事情就是在浪费了三个月之后，还去试图用武力占领三门湾。尽管我们在这里甚至找不到一艘会反对我们的帆船，但最终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这封信透露出意军内部的沮丧和清醒。雪上加霜的是，意大利外交上也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失误。

罗马当局先是给马迪讷发去电报，指令他向清政府递交最后通牒，限四日内答应要求。但电报发出后，因国内反对声浪太大，政府又后悔了，赶紧再发一份电报要求暂缓行动。

结果阴差阳错，要求暂缓的电报先到，而最后通牒的电报后到，让前线外交官陷入了尴尬境地。

在内外交困之下，意大利的恐吓成了一场虚张声势的表演。1899年5月31日，意大利政府正式向清政府宣布，放弃对三门湾的索租要求。

为表“诚意”，意大利还将主力巡洋舰“马可·波罗”号撤出中国。之后意大利虽不甘心地降低要求，表示只想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加煤站，但在清朝朝野一致的反对下，这一缩水的图谋也未能得逞。

三门湾事件成了一场虎头蛇尾的闹剧，却意外成为了晚清外交史上少有的亮点。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列强争相瓜分中国的势头，挽回了些许民族尊严。

事件过后，意大利再也没敢独自向清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只能后来借着《辛丑条约》搭上其他列强的“便车”。

回看这段历史，意大利的算盘之所以落空，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实力不济且判断严重失误。

当时上海的《申报》就一针见血地评论道：“今者意大利本小弱之国也。其幅员不甚广，其兵革不甚坚，其国中度支亦不甚充裕。”

并形象地比喻说：“今夫攻玉者，必先攻其瑕，而后瑜。乃可解以意较法，法固玉之瑜，而意则瑕也。” 意思是，与其他列强相比，意大利不过是块“瑕疵”的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