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为什么不高？

因为历史反复证明：当商人势力脱离实体经济的约束、绑架国家政策为自己牟利时，成本最终会转嫁给全社会，引发不可控的系统性崩塌。

从汉末江东士族，顾陆朱张四大族，只求割据江东、保全家产，无视汉室倾颓。

到两宋浙江文官集团把持朝堂，富商、地主、乡绅牢牢绑定利益，坚决抵制一切针对工商、土地的税收改革，将国家财政压力全部压给底层农民，朝廷无钱强军，最终崖山亡国。

最后是晚明，以东林党为核心的浙直士绅集团，垄断朝堂舆论、掌控江南工商盐铁巨额财富，隐匿土地、集体抗税。他们站在道德制高点抨击皇权，阻拦朝廷向富人征税，大明国库日渐空虚。朝廷无奈加征三饷，压榨西北流民，最终起义四起、满清入关。

这种被历史上无数王朝兴衰反复强化的记忆，使古代统治者形成了一种高度敏感——当商人资本的扩张开始明显脱离土地根基时，国家机器的干预机制就会被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