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徐悲鸿因为厌恶妻子，故意给刚出生的儿子起了一个晦气的名字，没想到七年后，却字字应验。


1913年春天，宜兴屺亭桥边的徐家老宅传来婴儿啼哭。


十八岁的徐悲鸿站在堂屋门槛外，听完稳婆报喜，没有立刻进去看孩子，而是转身回到东厢书房，铺开一张生宣，提笔蘸墨，写下两个字：劫生。


那是他给亲生骨肉取的名字。


往前推一年，1912年，徐悲鸿刚从家乡彭城中学毕业。父亲徐达章身体已经不好，家里几亩薄田早年间典当殆尽，全靠徐达章教私塾和卖画换米。


徐悲鸿从小跟着父亲学画，四书五经倒背不全，山水人物却已画得有几分样子。徐家父母在宜兴算是读书门第，虽说家道中落，规矩不能废。


徐达章觉得儿子到了该成家的年纪，便托媒人说了一门亲事。女方是邻乡的姑娘，家境清白，门当户对。


徐悲鸿听说此事时，正在临摹一幅《八十七神仙卷》。他把画笔往笔洗里一搁，墨水溅出来几点，落在石青石绿的颜料碟边。


他想去上海学画的盘缠还没凑齐，父亲却要他先成亲。反抗了几句，徐达章只是咳嗽着摆手，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古如此。婚礼定在腊月。


迎亲那天，徐悲鸿穿了借来的长袍，戴着红绸花，按部就班拜了天地。


夜里宾客散去，他却没有进洞房，而是拿了一块画板，坐在厢房窗下对着月光画了一宿素描。


新娘独自坐在床沿，听着隔壁传来铅笔划过粗纸的沙沙声，慢慢自己揭了盖头。


那位宜兴女子的具体名字，后来的地方史料里没有详细记下，只知道她比徐悲鸿大几岁，裹一双小脚，识得几个常见字，会做针线，会煮饭。


婚后的日子像一潭死水。徐悲鸿白天去镇上学校教书，晚上回来就在油灯下画画，与妻子说的话极少。


1913年开春，妻子有了身孕。徐悲鸿的反应不是欣喜，而是更加频繁地往镇上跑。


他把这桩婚姻看作自己人生里不得不吞下的苦果，而那个即将到来的孩子，在他眼里仿佛就是这颗苦果结出的核。


孩子出生的消息传来时，徐悲鸿正在书院给学生们上美术课。他下了课回到家，亲戚们围着让他取名。


按徐家辈分，这一代该是“寿”字辈，但他没有循例。他在纸上写下“劫生”二字，在场的人看了，脸上都僵住。


祖母在一旁直搓手，说这名字太硬，不祥。徐悲鸿却放下笔，淡淡地说了一句：“既是劫数，就叫劫生。”


这两个字，他是写给自己的不满，还是写给他认为的那段荒唐婚姻，外人很难揣度。只知道从那天起，孩子的名字就这么定了。


后来家里人或许觉得不妥，也曾私下喊孩子“吉生”，想图个吉利，但纸面上的名字终究没有改过来。


孩子满月的那些天，徐悲鸿没有留在家里抱儿子，而是收拾了一个包袱去了上海。


那是1915年，他二十岁。他在上海码头扛过包，在仓圣明智大学讲过课，后来靠画插图、广告谋生，偶尔也给杂志投稿。


他在信里往家里寄过一点钱，但几乎从不问及那个孩子。


留在宜兴老家的妻子，每天抱着孩子，喂米汤，换尿布，教孩子学步。


据说孩子眉眼生得很像徐悲鸿，尤其是那双眼睛，大而有神。七年间，徐悲鸿回过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他先是在上海结识了哈同花园的姬觉弥，后来又得到康有为的赏识，1917年甚至东渡日本，眼界早已不在宜兴的田埂之上。


1920年，那个孩子七岁，出了天花。那时候乡下医疗条件有限，孩子高烧不退，脸上身上布满了红疹。


妻子抱着孩子去找郎中，又烧香又拜佛，终究没能留住。


孩子断气那天，徐悲鸿正在北京，跟随蔡元培筹备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事宜，或者已经在准备去法国留学的行装。


消息传到京城，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据后来与他同屋暂住的朋友回忆，那几天徐悲鸿晚上不画画，只是坐在院子里抽烟，烟头的红点一明一灭，直到天亮。


孩子的夭折，让“劫生”这个名字成了一个残酷的谶语。


很多年后，徐悲鸿在自传中几乎不提这段婚姻，也不提那个早夭的孩子。


他的传记里满是巴黎的博物馆、印度的写生、抗战时期的奔马图，还有他与蒋碧薇、孙多慈的纠葛。


宜兴老家那位裹小脚的女人，和他写下的那个晦气名字，被他有意无意地埋在了时间的灰尘里。


不过，名字虽然能埋，笔画却赖在纸上。据说徐悲鸿晚年偶回宜兴，有人提起旧事，他摆摆手，岔开了话题。


他后来给别的学生取名，都挑端庄大气的字，再没用过那般锋利的字眼。


回头再看1913年那个春天，一个十八岁的青年用一支毛笔，把对命运的怨气写进了儿子的名字里。


他以为那是对旧式婚姻的嘲讽，却没料到那个孩子真的只在这世上走了短短一劫。笔墨可以宣泄情绪，但生活往往比纸上的字更硬，更不近人情。


徐悲鸿一生画过无数奔马、雄狮、傲骨梅花，笔下尽是力与美的交织，唯独那个叫“劫生”的孩子，成了他人生画布上一块无法修改的留白。


信源：蒋碧薇回忆录《我和悲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