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资历深厚，1955年毛主席为何未为其授衔？周总理还亲自点名接见他，你怎么看？
1955年夏，中央军委的授衔名单在北京西长安街的一间小会议室里被一遍又一遍地核对。那张印着“张际春”三个字的纸条，最后一次被放回文件夹前，被毛泽东亲手划去。这一动作，后来成为不少军史研究者讨论军队干部流动制度时的典型案例。
回到30多年前，1922年，湖南第三师范的青年张际春已因组织农民夜校而小有名气。毛泽东从长沙赶来，与这批学生交换办学体会。“农村有路，革命有根”，一句鼓励让张际春心里热得发烫。四年后，他在湘南起义的队伍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登上井冈山，专做“兵心”文章——动员、宣传、建支部，日常琐碎，却决定队伍凝聚。

井冈山根据地初成时，前线枪声不断，后方需要制度。张际春在山坳里撑起第一块写着“政治部”字样的招牌，推出战士代表会议、每日夕会，军政关系被他梳理得井井有条。不少老红军回忆，当时“连上有支部”这句后来写进条令的话，最早就在那个小木板上写出雏形。
1936年10月，两万多名西路红军与中央红军在会宁会师。红军大学北迁延安，与新成立的抗日军政大学合并。张际春调入总校，主管政治教育。课堂里，他要求学员白天听课夜里种菜，“学与做要拧紧一根绳”。延安物资紧张，他干脆带头挖窑洞、修梯田，学员暗地里给他取了个绰号“张老实”。这种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去的教学方式，为后续数以万计的抗日干部打了底子。
抗战胜利不久，国内形势再度紧张。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坐镇前线，张际春成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被内部默认为“第三号”。政治部发出的第一份文件便是发动川东地区群众筹集脚夫、船只，为强渡大渡河做铺垫。作战胜利后，张际春又领着干部队深入西南山区，清匪反霸、丈量土地，用过去的课堂笔记指导基层工作，效率惊人。

西南大局初定，中央开始酝酿干部分流。1954年1月，张际春接到调令：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有人替他惋惜，毕竟此前他在军中的级别足以列入大将预备。张际春只是淡淡回应：“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在重庆临别会上，他向二野同事交出一叠写满建议的笔记，涵盖扫盲、办报、博物馆筹建等二十余项事项。
转到北京后，他很快主持起全国报刊改版，提出“文字下乡，图片进厂”的口号。那些年，西南干部到京开会，总能在中宣部楼道里看到这位曾经的战友，他依旧穿着老军装，只是袖口已磨得泛白。

外界对他未获军衔的各种猜测不少。军队档案显示，1955年授衔标准强调“以现职为主”，机关部委干部原则上不再评衔。毛泽东在审阅名单时留下批注：“宣传口缺懂军队者，此去更为要紧。”这句话，后来被收入授衔制度汇编。
授衔仪式前夕，周恩来把张际春叫到中南海，语气郑重：“有意见吗？”张际春回答只有八个字：“一切听组织安排。”对话不过几秒，却让在场记录员印象深刻。次月，他便将军装上的领章摘下，换上了笔杆子，继续在另一条战线上调动着“兵心”。

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扫盲率统计上升到71%，文教办的半年总结里列出多项试点措施，最显眼的一条就是“吸收部队政治工作方法改造地方宣传流程”。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这正是张际春从井冈山带到北京的那套思路：宣传不是唱高调，而是解决人、事、物三个层面的难题。
张际春的一生跨越革命、战争与建设三大阶段，但他所持的工具几乎始终不离“思想教育”四个字。无论是在枪林弹雨的渡河部队，还是在安静的中宣部会议室，他总在琢磨“让人心整齐”这件事。若要解释那张被划掉的将星纸条，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同样的才能与资历，在战场上是一颗璀璨的将星，在和平年代则化作一支笔、一张报，为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提供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