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1年，73岁司马懿病重将死，出于某种心理，他给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留下了三个奇怪的遗嘱。

公元251年，魏国嘉平三年，七十三岁的太傅司马懿病倒在洛阳府邸。此时的司马懿位极人臣，大权在握，然而五月间一场亲征淮南的疲惫尚未消退，六月便染病不起。进入七月，病情愈发沉重，司马懿自知时日无多，命人将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召至榻前。这个隐忍了大半辈子的老人，望着床前已到中年的儿子们，思虑良久，终于留下了他最后的嘱托。

司马懿的第一份遗嘱，是关于自己的身后事。他对两个儿子说，自己生前已在首阳山选好了埋骨之地，死后便葬在那里，但不可起坟头、不立墓碑、不栽陵树，墓中也不必放入任何随葬器物，穿着平日所见的衣服入殓即可。更让人意外的是，他不准许任何妻妾在自己死后迁来合葬。要知道，古人讲究“事死如事生”，富贵人家无不将陵墓修得气派堂皇，陪葬丰厚。而司马懿身为曹魏的实际掌权者，却偏偏选择了最简陋的方式，只求“敛以时服，不设明器”，连棺椁都不见得有多讲究。

第二份遗嘱更叫儿子们心生困惑。司马懿语气坚决地交代，从今往后，司马家的子孙后代、文武百官，一律不准到他的陵前拜谒扫墓。古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祖扫墓从来是家族延续的头等大事。曹操去世后，曹丕年年亲率群臣谒高陵；曹叡继位后也从不懈怠谒陵之礼。偏偏司马懿反其道而行，把这条寻常人家再自然不过的规矩生生斩断了。对于已经将魏国军政大权握在手中的司马家来说，这实在不像是一个开基立业者该有的姿态。

第三份遗嘱，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口传遗言。据《晋书》记载，司马懿拉着儿子的手缓缓说道：“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辅帝平九州，慎之！慎之！”他在魏国为官数十年，从曹操时代一路做到曹芳的辅政大臣，做到了人臣所能企及的顶点。天下人都在怀疑他有谋逆之心，这种猜疑给他带来的恐惧，反而成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最后他反复叮嘱“慎之”，生怕儿子们急于求成，让司马家也沦为别人屠刀下的亡魂。

要理解这份遗嘱的诡异之处，就必须回头看看三年前那场震动天下的大屠杀。

正始十年，也就是公元249年，司马懿趁大将军曹爽陪同少帝曹芳离开洛阳去高平陵祭拜明帝曹叡之机，假郭太后之命发动兵变。曹爽本有机会重振局面，却因为优柔寡断选择了束手投降。司马懿起初指洛水为誓，承诺只要曹爽交出权力便保全其性命。然而曹爽投降的当天，司马懿便反悔了。他不仅处死了曹爽，还将其兄弟曹羲、曹训、曹彦，以及心腹丁谧、何晏、邓飏、桓范等一干人全部捉拿，并以“谋反”之罪诛灭三族。

这场清算极为彻底，牵连之广骇人听闻。曹爽一门上下连同他们的党羽亲族，受牵连被杀者多达五千余人，其中曹氏宗亲便有一千多口。洛阳城内外一时间血流成河，曹魏宗室几乎被连根拔起。

正是这场屠杀，让司马懿在垂暮之年夜不能寐。据史载，他在病重期间常常梦见贾逵、王凌等人前来索命。这些亡魂中，有被他逼死的同僚，有被他屠戮的政敌，还有那些无辜牵连的曹氏族人。他深知自己手上的血债太多，仇家太广，活着的时候无人敢动他，可一旦身故，那些怀着刻骨仇恨的人会不会掘开他的墓穴、鞭尸泄愤？纵观汉末三国，曹操曾设“七十二疑冢”以混淆视听，无非也是害怕死后不得安宁。但司马懿走的比曹操更远——曹操尚且有高陵可以祭拜，司马懿却干脆让自己的坟墓从地面上彻底消失。

不立坟头、不栽陵树，便无人识得墓之所在；不设随葬器物，便断了盗墓者的念想；不准子孙谒陵，便消除了暴露陵墓位置的任何可能。这“三不”遗训被司马师、司马昭以及后来的西晋皇帝恪守了下来，直到西晋灭亡，外族入侵，那些盗墓贼将北邙山上的帝王陵寝几乎洗劫一空，唯独司马懿的高原陵没有被人找到。一千七百多年过去了，曹操墓已经重见天日，司马懿的坟墓依然埋没在首阳山的黄土之下，无人知其确切所在。

至于那句“慎之！慎之！”的遗言，司马师和司马昭也确实听进去了。兄弟二人在父亲死后继续以曹魏臣子的身份辅政，一个接一个地平定了淮南的叛乱，一步步扫清了司马家代魏称帝的全部障碍，但终其一生都没有迈出那最后一步——真正坐上龙椅，是到了孙子司马炎手中才完成的事。而司马炎急不可耐地废魏自立，把祖父“慎之”二字忘得一干二净，登基后耽于享乐、大封宗室，不出二十余年便引爆了八王之乱，将司马懿苦心经营的基业毁于一旦。

司马懿一生擅长“装”，年轻时装病骗曹操，中年时装傻糊曹爽，临死前还要再“装”最后一次——用一纸薄葬遗嘱告诉天下人，他不过是个安分守己的魏国老臣，不贪恋虚名，不追求身后哀荣。但正是这看似谦卑的姿态里，藏着他一生中最深的算计：九泉之下没有仇家的打扰，才是真正的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