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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这边怎么应对？

一是坚决不接“外国指挥中共军队”的招。周恩来在重庆跟赫尔利他们见面，当场拒绝这个提议；第二天，国民党代表再来做工作，周又把话摊开：联合政府必须建立在废除党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不能只让中共缴械，却不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不能只讲“统一指挥”，而不讲政治平等。

二是坚定地把谈判当作政治斗争的平台，而不是天真地认为谈几次就能换来真正的权力分享。毛在2月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里，特意提出“特务、自由、放人、撤兵”四条，说得很直白：你国民党要说自己废党治搞民主，那就先把特务收一收，把政治犯放一放，把驻扎在根据地周围的军队撤一点。

这四条，不是所谓“条件”，而是用来当照妖镜的。毛的判断是：国民党根本不可能答应这些核心问题，那就让事实自己证明“还政于民”这类口号是假的。这样一来，中共就能在谈判破裂时，占据舆论主动，把责任扣回到国民党身上，而不是背上一个“破坏团结”的罪名。

三是在谈判桌上，该强硬的强硬，该转身就转身。赫尔利想要一个看上去皆大欢喜的“国共谈判进展声明”，周恩来拒绝签，他觉得那完全利于国民党，是给国民党涂脂抹粉。赫尔利又说，那你来写一份，我带回美国向罗斯福汇报，尽量往“关系接近，但尚无结果”的方向说。周也不给面子，坚持要把国民党缺乏诚意、谈判濒临破裂的真相写进去。

这背后是什么？是毛与中共中央的一条定盘星——不指望美国拯救中国，也不指望美国政府在关键问题上偏向自己。既然如此，那就不必为了美国特使的“好看一点”，而放弃在国内外舆论上揭露国民党的机会。

周恩来回延安前，蒋介石又把他叫去，说得很直白：你们讲改组政府、联合政府，那实际就是推翻现在的政府；在国民大会之前，所有党派都不合法。简单讲，蒋的逻辑是：只有我主持的国民大会才是合法政治起点，此前你们都是非法政治力量，至多是“合作对象”，没有资格谈“重新分配权力”。

这段谈判到头来破裂得非常干脆。王世杰开记者会，单方面指责中共不接受政府提议；周恩来第二天马上针锋相对，公开说谈判失败责任全在国民党，然后直接飞回延安。很快，蒋在重庆公开演讲，说要单方面在11月开国民大会，完全无视中共和其他党派的反对。

中共这边，形势判断随之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几天后，他们发通知，准备在七大上公开提出成立“人民解放联合会”的主张，也就是说，正式开始为战后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做宣传与组织上的准备。

就在这时，雅尔塔会议决定了远东战后格局，美英苏三国同意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统一中国”。赫尔利在美国公开表态，站在蒋介石一边，还含沙射影地把中共说成“统一的障碍”。美国对华政策，从此前有点摇摆，转向彻底的“扶蒋抑共”。


这样的环境下，蒋的心态你可想而知。他一手拿着美国援助，一手期待苏联承认他的“合法性”，回头就对军令部下命令：清剿“奸军”。这里的“奸军”，指的就是中共领导的武装。1945年4月8日，他批准了军令部的计划，要求各战区在7月前集中力量消灭这些部队。

这时候，美国已经开始分三期装备国民党军队，美式武装也陆续到位。蒋对自己的军事力量，自然是信心爆棚。他甚至明确告诉手下：打中共可以放手去打，不用太在乎国际舆论。于是，1945年上半年，国民党对中共根据地的军事挤压和小规模冲突不断升级，到7月，胡宗南那一路更是直接打进中共防区十几里到三十几里不等，内战火药味越来越浓。

再回头看中共这边。七大召开时，毛在会上说：“如今，我们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这不是自夸，而是对客观形势的概括——日占区敌后抗战，中共的确积累了大批根据地和群众基础。毛的结论是：当前工作的重心，就是争取领导权、争取独立自主，把中国带向一个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