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说白了，就是不准备再回到“国民党一家说了算”的老路上去。这一点，是毛和蒋之间的根本冲突。

但说实话，那时候中共中央在军事上，并没有十足把握能在短期内打赢一场全面内战。美援的国民党军队装备好、兵力多，而八路、新四军等虽然战斗力强，可在数量和重装备上差不少。所以他们在部署上还是以防御为主，同时保留一切可能的政治空间。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能公开把所有桥梁一下子烧光。只要有哪怕一点和平解决的信号，他们还是要接住，至少要做足姿态。比如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场景。

那时候，有一批中间势力的人，真心害怕抗战一结束就爆发大规模内战。以褚辅成为首的一批参政员，主动致电延安，呼吁继续国共商谈，争取团结。中共中央还真顺势给了他们面子，发信邀请他们来延安。这既满足了中间力量对和平的期待，也为中共争取了更大范围的社会支持。

问题在于，蒋介石也在快速调整自己的策略。他没想到日本崩得那么快，对日战争眼看就要结束，国民党当初为保存实力撤到大后方，而中共则在华北、华中、华南不少地方稳住了滩头阵地。这种格局下，他想靠纯武力短时间夺回全部失地，并不现实。他只好重新拿起“政治解决”这件工具，来配合他未来的军事部署。

在对外方针上，他接受了苏联提出的一系列极为苛刻的条件：旅顺作苏联海军基地、大连国际化、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共管”，以及外蒙古独立。这些条件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几乎是“卖国价”，可蒋当时是咬牙认了，因为他需要的是苏联在战后承认他的唯一合法性，不去直接扶持中共。

可以说，在大国博弈的棋盘上，蒋拼命想把自己塞进“唯一合法”的那条线上，而毛和中共中央则想方设法争取一个“不受完全控制的空间”。这时候，在内部能冷静评估、顺势调整的领导人其实并不多。如果换一个人，可能要么急于妥协，要么热血上头，非要摊牌到底。毛的做法是，既不把话说死，又随时准备应对突然变化，不在一个方向上押全部筹码。

七参政员里的六个人到延安后，待了几天，听了中共那套关于废党治、成立真正联合政府的主张，多多少少都受到了触动。从他们后来的表现看，这些人并不是“被洗脑”，而是对国民党的独裁作风早就有不满，只不过之前没机会听中共系统阐述自己打算怎么搞政治。

但就算这些参政员被说服了，又能如何？国民党内部参政员在开会时几乎一致反对停止国民大会。中共在公开场合说得很清楚：蒋非要召开一个完全由国民党控制的国民大会，就说明他的独裁制度一点没变，内战危险反而更大了。


毛在这个时候说了一句很重的话：有铁证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比以前更积极地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这话听着刺耳，但不完全是夸张。他的意思是，用内战来消耗国内抗日力量，就客观上帮了日本一把。

从结果看，这个判断后来是吻合现实的。抗战胜利没多久，全面内战果然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