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特务劳有花刺杀陈毅未成，潜伏八年终因加入共产党身份暴露而落网，她的结局是怎样的？
1949年5月27日，黄浦江畔雾气未散，陈毅率部入城，第一件事不是阅兵，而是召集城市接管会，要求“米面先到，秩序先稳”。就在这场简短会议结束的同时，数百里外的台北，蒋介石拍桌下令：“把他解决掉！”
几星期内，国民党保密局在上海一连抛出三拨暗杀队，代号从“水星”到“红菱”，每次人数不等、装备精良，却都在踏进法租界或静安寺前被截了个正着。上海市公安局的档案室灯火通明，旧伪警察的卷宗、租界时期的户籍卡片一捆捆摊开，比枪声更快的，是纸上的墨迹。

失败消息传回台湾，毛人凤挨了重批，只得启用“牌面最后一张”——刘全德。这人出道早，1932年在红军里当连长，后来叛逃被戴笠看中，专做“刀尖舔血”的活计。传言他已经干掉过四十多号人，但谁也说不清名单，因为活口全没了。
10月中旬，刘全德带着两名助手经舟山渔船夜行登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老同学史晓峰已在四个月前递交自首书，如今成了公安局的特约联络员。史晓峰一句“老刘，你可算回来了”，把多年同窗之情吊在空气里，刘全德没看见角落里闪烁的暗号手电。
抓捕行动很朴素：一间弄堂深处的小酒馆，两壶绍兴黄酒。刘全德酒量惊人，仍难敌事先下好的蒙汗粉。11月9日凌晨，他醒来时双手已铐在老虎凳上，正对面是尘封多年的个人档案——从苏区番号到军统训练营编号，没有一页缺失。

审讯桌前的另一份卷宗上，写着“劳有花”，医生、28岁、山东济南人。刘全德咬牙抵赖：“她早死了。”可公安早从他的随身笔记里抄出一行密码：“花开黄河岸，信必到吴门。”这行字把目光引向了上海的一个私人诊所。
劳有花的履历看似完美：重庆医学院毕业，抗战时期做战地护士；上海光复后曾在静安寺后巷的“华生西医所”行医；1950年起消失无踪。事实上，她在那家诊所里暗中接驳电台，还负责为行动队藏匿武器。院长杜传耀一次税务稽查吓破了胆，将门诊旧账簿托人送交公安，留下关键证据。

眼看风紧，劳有花改名“罗玉芬”，借熟人介绍去了浦东某纱厂当女工。新社会讲公开，她却最怕表格。一次组织填履历，她把重庆时期咬牙写成“在乡务农”。纱厂文书多嘴问了句：“川东哪座乡？”她额头细汗才想出“涪陵附近”，转身就托人办了路条北上。
济南轻工业机器厂的医务室需要护士，她的行医执照是真材实料，很快站稳脚跟。几年里，她给工人看病，帮产妇接生，逢年过节还会悄悄捐出半月工资。厂长看在眼里，1958年夏天填了一张入党推荐表。大炼钢铁的号子还在车间回荡，那张申请表却如同一盏探照灯，把岁月深处的影子硬生生拉了出来。

入党审查组按例调阅她在沪时期的户籍。上海方面翻出当年扣押的那本诊所日记，上面赫然记着“劳护士”当班日期与加密呼号。传真的电报赶到济南五马街派出所，专案组夜行包围宿舍。房门推开，她看见陌生警员立于灯下，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你们还是找来了。”
此案尘埃落定后，公安部门汇总报告指出：个人再熟练的伪装，也敌不过系统化的档案交叉比对；旧警察、旧公务员的投诚，为情报工作提供了密集的社会触角；而特务机关一旦失去公开阵地，靠少数“死士”潜伏，终究难逃漫长岁月的筛子。这份报告，后来成为全国侦察业务培训的范本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