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原马家军旅长马廷贤被释放后，本应改恶从善，重新做人，但骨子里的傲慢却半点没改，逢人就吹嘘：“我当年可是陇南的司令！”


这话一出口，就知道这人肚子里的傲慢压根没随着牢狱岁月消化干净。


马廷贤是张家川人，生在甘马军阀那个老巢里。


父亲马安良在清末民初的河州地面上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几个兄弟里头，三哥马廷勷当过凉州镇守使，侄儿马仲英更是早年带着几万人马席卷西北的主儿。


马廷贤从小在马背上颠簸长大，见惯了马刀、快枪和绿呢大轿，也学熟了旧军队里那一套作威作福的派头。


1930年夏天，中原大战打得正凶，马廷贤瞅准空子，拉上一支队伍南下陇南。


六月间，他的前头部队开进了天水城，他随后坐进绿呢大轿入城，自封为“陇南绥靖司令”，后来又挂出“国民革命军陇南暂编第一师”的招牌。


那两年，他在天水、西和、礼县一带派款、征粮、抓丁。


有据可查的史料里记着，1930年到1931年，他的部下在陇南多地制造血案，许多无辜平民惨遭杀害。


天水城里老人后来提起这段，只摇头说“乱得很，街上动不动就开枪”。


这种土皇帝的日子没维持多久。随着各方势力重新洗牌，马廷贤的“陇南王国”很快塌了架。


他北逃、躲藏，后来又投过这个、靠过那个，反正旧中国城头变幻大王旗，像他这样的失意军阀总还能苟延残喘。


可1949年以后，局面完全不同了。潜藏数年的马廷贤在1953年被捕，关进了监狱。


狱中的日子，他起初还想摆架子，对同号子的人呼来喝去，结果挨了几回冷眼，才不得不缩起脖子。


1958年，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加上政策因素，马廷贤被准予释放，回到了天水。


按说经过五年铁窗，他该明白世道变了。可马廷贤偏偏没转过这个弯。


安置点给他分了间土屋，他住不惯硬板炕，半夜总爬起来，蹲在窗根底下抽旱烟，烟头一明一灭能亮半宿。


天一亮，他最爱端着粗瓷大碗蹲到村口老槐树下，手里盘着两颗山核桃，咯吱作响。只要有人路过，他立刻把核桃揣进兜里，手背在身后，清清嗓子就开讲。


“我当年进天水城，坐的是绿呢大轿，前后马队开道，卫兵背着快慢机。”他讲得嘴角冒白沫，右手往前一挥，像是在给看不见的部下划分防区。


“陇南十四县，哪个县长大印不是我点头才能接？老百姓……唔，老百姓是苦了些。”


说到这儿他偶尔含糊一下，可紧接着又扬起下巴补一句，“可那时候，陇南姓马！”


听他讲的人，多半是村里干完活歇脚的后生。1958年的天水农村，合作化运动正忙，大伙儿操心的是水库修到哪了、冬小麦浇了几遍水。


一个干瘦老头念叨二十年前的绿呢轿子，实在像说书。有调皮的后生故意逗他：“马司令，你那马队现在在哪儿吃料呢？”


马廷贤愣一下，脸涨得通红，把兜里那两颗核桃盘得飞快：“你懂个啥！此一时彼一时……”


话虽硬，饭还得吃。安置点食堂里，大家端着洋芋拌面蹲在地上呼噜呼噜地吃，他总要在旁边絮叨，说当年在陇南的手抓羊肉多嫩、清汤羊肉泡多鲜。


可絮叨归絮叨，碗里的洋芋疙瘩他照样得咽。有一回食堂改善，做了顿烩菜，他竟难得地没说话，捧着碗吃得精光，最后还用指头把碗底抹了一遍。


镇上干部定期来看他，询问生活情况。每次来人，马廷贤都要从箱底翻出那件最齐整的蓝布褂子换上，坐在炕沿上，把释放证明抻平了压在褥子底下。


干部说现在要讲集体、讲劳动，他点着头，等人前脚出门，后脚就对邻居嘀咕：“那人态度还行，搁以前，这等品级的官员见我，得在堂下站着。”


邻居们听了，多半笑笑走开， 没有人跟他较真。其实谁都看得出来，这个老头只剩一张嘴了。


他没有一垧地、一头牲口，更没有一个背快慢机的卫兵。生产队安排他看场院、拾掇农具，他干得慢，队长也不苛责，由他去。


在新社会，他那些旧日的嚣张话头，听起来只剩下一股陈腐气，连村里放羊的娃娃都不怕他了，反倒围着他喊“马司令”，喊完一哄而散，把他气得直跺脚。


1962年冬天，马廷贤病了。老肺病加上积年伤痛，他躺在土屋里，喘气越来越粗。


那阵子村里正忙着兴修水利，大喇叭里播着新闻，社员们早出晚归，没谁有空坐在炕边听他讲陇南旧事。他墙角那袋山核桃早就落了灰，再没发出过咯吱声。


这年腊月，马廷贤死了。没有绿呢轿子，没有马队送葬，几个街坊帮忙用张薄席裹了，抬到城郊土坡上埋了。


渭河水照旧东流，麦积山的炊烟照旧升起。那个曾经逢人便说“我当年可是陇南的司令”的老人，从此成了天水老人嘴里偶尔提起的一段闲话。


而陇南那片他吹嘘了半辈子的土地，田埂早已连成一片，拖拉机突突地跑，再没人记得什么绿呢大轿。


信源：《甘肃文史资料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