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加拿大的一位富翁去世了，这原本没什么稀奇的，但问题是，他留下了一份非常古怪的遗嘱：所有多伦多的女性中，谁能在未来10年生下最多的小孩，谁就能得到他的巨额遗产，如果冠军有多个，那她们将平分这笔财富。
消息一出，整个加拿大都炸锅了。1926年，大家看到这条新闻时，普遍还只当个乐子看。毕竟生孩子这种事，对当时的普通家庭来说成本极高，谁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十年后承诺”去疯狂生娃呢？大家都觉得这不过是富豪死后的荒唐玩笑。
偏偏历史的车轮在这个时候拐了个大弯。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爆发了。
随着大萧条的蔓延，无数人失业，吃不上饭，整个多伦多笼罩在极度的贫困与绝望之中。在这个节骨眼上，米勒的那笔巨额遗产，瞬间从一个荒诞的玩笑，变成了穷人们眼中唯一能够逆天改命的救命稻草。
更推波助澜的是多伦多市政府。1932年，眼看着穷人们真的开始铆足了劲儿生孩子，政府觉得这事儿有伤风化，同时也眼馋这笔巨款，便试图悄悄通过一项法案，直接把遗嘱作废，将钱归公捐给大学。这下可好，遗嘱执行人坚决不同意，双方一打官司，媒体嗅到了血腥味，直接把这件事推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
经过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整个多伦多陷入了癫狂。记者们如同闻到腥味的鲨鱼，满大街寻找家里孩子多的妇女进行跟踪采访。这场被称为“生育大赛”的闹剧，至此被推向了最高潮。
随着比赛的推进，底层人民的惨状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公众面前。当时最热门的“夺冠种子选手”是肯尼夫人。到1936年比赛即将截止时，她十年来生下了惊人的11个孩子，总共抚养着16个子女。
肯尼夫人每天面对媒体镜头，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赢定了，甚至说米勒托梦告诉她就是最终赢家。穷困潦倒的肯尼一家，完全把这笔钱当成了活下去的唯一指望。肯尼先生早就失业多年，一家人全靠微薄的救济金度日。
就在肯尼夫人沉浸在即将暴富的幻梦中时，同社区的竞争对手直接向媒体爆出猛料：肯尼家由于孩子太多根本照顾不过来，生活环境极其恶劣，其中一个婴儿活生生被老鼠咬伤感染致死。
一夜之间，风向彻底变了。舆论从同情变成了痛骂，公众指责肯尼夫人是为了钱连亲生骨肉性命都不顾的禽兽。官方也立刻介入，最高法院追加了极为严苛的判定条件：参赛的孩子必须活到比赛结束，必须是婚生子，私生子绝对不作数。
另一个竞争者克拉克夫人的遭遇同样令人唏嘘。她在这十年里足足生了10个孩子，且全部存活。按数量算，她本该是当之无愧的冠军。经过法庭和执行人的严格核查，大家发现这10个孩子里，只有5个是她和合法丈夫生的，另外5个是她和别的男人生的。克拉克夫人最终被毫无悬念地剥夺了参赛资格。
这就是底层穷人参与这场游戏的真实写照：他们倾其所有，用命去赌一个暴富的机会，最终得到的只有一地鸡毛和更加深不见底的贫困。
1938年5月，历经十二年的拉扯、核实和打官司，这场轰动北美的生育大赛终于落下了帷幕。
大家猜猜最后的赢家是谁？
执行人和法官最终确认，有四位母亲以十年内生下9个健康婚生子女的成绩，成功平分了这笔奖金。历经大萧条的缩水，她们每人拿到了大约12.5万美元。
极其讽刺的一点出现了：这四个最终获胜的家庭，无一例外，全都拥有着相对殷实的中产阶级底子。
原因其实非常残酷且现实。想要在这十年里连着生9个孩子，还能保证他们吃饱穿暖、健康地活到比赛结束，这本身就需要极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托底。穷人根本耗不起这场漫长的消耗战。像肯尼家族那样抱着孤注一掷心态参赛的底层穷人，连入围的门槛都摸不到，他们只会在毫无节制的生育中彻底破产。
还有一位更加凡尔赛的巴格纳特夫人，她在这十年间生了10个孩子，总共拥有23个子女。她本也是夺冠大热门，但因为被人举报有两个孩子没按规矩登记，嫌麻烦的巴格纳特家族直接宣布退赛。无他，人家本身就极其富有，生孩子纯粹是家族传统，根本不在乎米勒那点“残羹冷炙”。后来，她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里，甚至还出了一位议员。
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米勒老爷子的这份遗嘱。表面上看，他散尽家财搞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狂欢；实际上，他极其冷血地撕开了社会的遮羞布。
在这场金钱与生育的角逐中，所有人都在裸奔。穷人妄图通过极其原始的手段去跨越阶层，最终却被多出来的几张嘴拖入更深的泥潭。那些在中途夭折的孩子，那些在饥饿和白眼下长大的参赛“道具”，成了这场闹剧里最无辜的牺牲品。
在人生的搏斗场里，从来就没有什么天降横财的捷径。米勒用一千万加币和无数家庭的血泪证明了一个真理：指望依靠一场荒谬的比赛去打破命运的枷锁，毫无意义。在现实的法则里，能够把你从泥潭里拉出来的，唯有你自己的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