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范绍增娶40位夫人，晚年病逝，去世44年后才终于得到安葬的原因是什么？
1939年春，重庆朝天门码头雾气弥漫，一列列身着灰呢军装的川军正登船东下。木箱里塞满自制手榴弹，枪栓用油布缠得严丝合缝，运粮的骡马则在岸边不安嘶叫。人潮里，一位五十来岁的军官举着马鞭巡看队伍，灰黑胡渣遮不住他略显消瘦的面庞——范绍增，这支队伍名义上的“88军”军长，也是四川地方武装向国家正规军体系合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范绍增出身于1894年的四川清河乡绅家庭，少时就带着乡勇四处征战。川中军阀混战，兵权大多系于乡土人脉，想生存就得靠自己筹饷养兵。因此，范绍增先投刘湘、再与蒋介石通气，反复斡旋，才在1938年初刘湘病逝后挂上了“88军军长”头衔。然而，这顶盔却没有配套兵源，他手里只剩一张任命状。要打日本人，没有枪没有粮是笑话，范绍增索性把在重庆、成都积攒的地皮、瓷器变卖殆尽，又拉来了同乡李文彬的修理厂，将成堆旧枪一支支翻新，东拼西凑出四个团，才算凑齐骨干。

装备寒碜并未削弱川军出川的决心。淞沪会战爆发后，范绍增被临时抽调为第11兵团副司令，跟随主力东赴上海。那一仗，日军装备精良，川军行前只有三天训练，仍在虹口仓库和吴淞口咬牙死撑。战场焦土味呛人，阵地频繁易手；有人回忆，只要炮声一停，坡地上便是成片倒下的川军灰布身影。战后统计，这场血战中，中方付出二十多万伤亡的代价。夜里清点人数，有人对范绍增低声说：“将军，兄弟们只剩一半。”他搓着绷带，“命是小事，阵地不能丢。”一句话哽在喉头，却逼得剩余士兵又顶上去，把日军迟滞了整整三个多月。

淞沪撤退后，范绍增带着残部抵武汉，再经宜昌、赣北、浙西辗转苦战。1939年，川军大规模出川时，旧枪新枪混杂、干粮靠民团接济，沿途百姓烧热水送米饭的场景成为那年江南雨季里少见的温暖。余杭一役尤为惨烈，日军第22师团长土桥一次指挥精锐南下，双方鏖战三昼夜。范绍增的“拼凑军”最终夺回县城，却也伤亡过半。蒋介石电令嘉奖，外界才真正记住这位四川将领的名字。
战争结束，内战阴云再起。川中诸将分化各异，范绍增盘算再三，选择率部在西南起义。新政权接纳了他的部队，也给了出路：调往河南，主抓省级体育工作。军装脱下，他改穿中山装，每日奔波于田径场、体校和田径队之间。有人喊他“范老”，他摆手：“老兵还能跑，多教几个娃娃学游泳，也算再上一次前线。”这句话，或与他第十八房夫人杨秀琼有关——这位1918年出生的“南国美人鱼”曾在1935年远东运动会上夺金，1936年又站上柏林奥运泳池。19岁那年，她在广州遇到范绍增，旋即随军西行。后来，她离开战火频仍的西南，移居加拿大，二人分道扬镳，终生未再相见。

如果说战场考验了范绍增的决断，那么建国后的婚姻新制则拷问着他的家事担当。旧时代遗留下的多妻格局在1950年《婚姻法》颁布后难以为继，据档案记载，他先后纳有四十房妻室，真正跟随到重庆的只余七人。为了合乎新法，他召集众人商议，“各人好聚好散吧，日子还得过。”年已花甲、足疾缠身的原配陈文兰自然留下；照料起居多年的叶邵芳，获得民政部门特批留守；其余人领到抚养费后各自安顿。对当年山河动荡中依赖“多妻多子”以固权、结盟的军人来说，这样的收束颇为常见，也映射出制度更迭的力度与弹性。
1977年冬，83岁的范绍增在郑州病逝。当时河南体育系统正在筹备全运会预选赛，讣告挂在篮球馆门口，老队员默默脱帽致礼。遗体暂厝殡仪馆，棺木却迟迟未能南归：有人主张葬在河南，“方便祭奠”；有人希望回到重庆，“母亲在那儿”；更多人执意故里四川清河。十二个子女分散五省，意见始终合不拢。时间一晃四十余年，老人骨灰盒换了三次箱，始终没有墓碑。

2021年清明前夕，家族代表终于完成联络，八位健在子女在视频会上点头同意：落叶归根。4月，棺椁由高铁运抵成都，再改汽车回清河县旧祠堂。仪式很简单，一块青石墓碑记着“抗日将士范公绍增之墓”，旁边摆着几束山茶。参加安葬的乡亲不算多，却都知道，这位老四川军人当年带着自筹的枪炮和数千子弟兵，从这里出发，跑遍上海、江西、浙江的前线，也在新中国的操场上挥汗数十年。战争与和平，旧习与新制，终在这方黄土里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