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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二月底，马德涵和回族商人马宪民、政治保卫局干部张文彬三人，从西安乘坐飞机抵达兰州，又换成汽车赶往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

路上马德涵一路上都和两人讲马步青这个人的脾气：“马步青年轻时在宁夏、青海长大，性格多疑，但对我们这些教内的长辈还是有恭敬之心的。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小时候我还亲手拿着戒尺打过他的手板。这一次我只要把抗战的大势给他说明白，他就算不全听，也得让几步。”

到了凉州，马德涵让张文彬和马宪民先在馆舍等候，自己先去见马步青。卫兵通报进去，不一会儿马步青亲自迎了出来。他一身戎装，身材魁梧，大约四十出头的年纪，在甘肃一带以多疑诡谲著称。

马德涵进了大门，在客厅里与马步青对面坐定。他端起马步青递过来的盖碗茶抿了一口，然后缓缓开口：“步青啊，我可好久没见你了。这次千辛万苦从西安跑过来，实话跟你说，不是来游山玩水的。”

马步青脸上的笑容没变，但眼神里多了一丝警惕。

马德涵继续说：“你知道西安事变吧？蒋介石被抓，最后又放了。这件事以后，整个中国要变天了。委员长都答应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共真的要合作了。你马家在西北经营这么多年，家大业大，总不能逆潮流而动吧？”

马步青慢慢地放下茶杯，问：“老师，你直说要从我这里做什么？”

马德涵看着这个昔日的学生，语气诚恳：“红军西路军那几万人，打的是一场你认为不放心的仗。现在大局已定，那些被俘的红军战士，可以说是退路尽失。他们也是中国人，也可以上抗日前线打鬼子。你与其把这些人在大牢里关着、在河西屠杀，不如给他们一条活路。我这次来，就是受人之托谈这件事。”

马步青没有马上回答，却反问道：“老师，你这趟是替红军当说客吗？你什么时候跟共产党走到一起了？”

马德涵心里一紧。他知道马步青多疑，但没想到这么快就直接问出了口。马德涵不急不躁，继续沉稳回答：“我早年是同盟会的人，一直没有什么党派。你觉得我是共产党安插在你眼皮底下的奸细，那你现在就可以把我杀了。但当着你满桌的兵将，你把老师拉出去枪毙，我怕你日后在教门里抬不起头来。咱们是宗教兄弟，你父子当年待我如同家人。我做这些，到底是不是为你着想，你心里清楚。我跟你说的是国家大事，不是替谁跑龙套。”

马步青沉默了许久。他不相信马德涵站在纯粹的私人立场上，但也不能否认老师的话确实有几分道理。最后他让步说，先让人写个材料发报纸，可以暂时不出恶声。


第二天一早，马步青果然叫人把“优待被俘红军”的消息登上了《凉州日报》。虽然措辞含糊敷衍，但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马步青没有完全拒绝谈判。

马德涵见时机成熟，把马宪民和张文彬也带进了马步青的办公室。马宪民是回族商人，和马家也有生意来往，说话更方便些。张文彬虽然没有亮明身份，但马步青显然也猜到这人不是等闲之辈。

在办公室里，张文彬向马步青详细分析了国共谈判后的政治走向。他说现在全国都在呼吁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你马步青继续关押和屠杀红军战俘，一旦将来抗日战争结束，各大报纸、各方人士翻旧账，你拿什么向全国交代？就算共产党不计较，你手下的军官也会被舆论指责。趁现在国共恩怨还没有彻底翻牌，尽快释放这些战俘，是你马步青最大的政治退路。

马步青听完，来回踱步了半天，最后朝张文彬点了点头。他当场写了两个指令：第一，允许张文彬带着他的亲笔信到青海马步芳那里继续谈；第二，他给驻扎张掖的部下韩起功也写了一封公函，告诉韩起功“不得伤害被俘红军”。

马德涵拿到马步青的指令信函后，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放下了一大半。

他、马宪民带着马步青的信，从凉州赶到了张掖。张掖的城防司令韩起功是个凶悍暴虐的家伙，在河西一带颇有恶名。韩起功看完马步青的信，态度变得客气了不少，却仍想推脱：“报告马先生，黄番寺那边确实还有一些红军被围困着，我们刚刚把他们的枪缴了。不过我们并没有伤害这些人，早就统一送到青海去了。这件事我做不了主，你还是回去找马军长商量吧。”

马德涵知道这是韩起功的托词，但仍然好言劝了几句。韩起功嘴上答应照办，实际上不可能有太大进展。

老马他们只好又返回凉州，把张掖的情况向马步青说了。马步青这次倒是没有含糊，当着马德涵的面给青海的马步芳打了长途电话。打完电话，他跟马德涵说：“青海的步芳对我表示可以放人。”

虽然“可以放人”四个字背后还有很多具体的条件要谈，但马德涵知道，营救工作已经走过了最危险的一关。他回到旅馆，马宪民和张文彬已经在等着了。马宪民搓着手问：“怎么样？马步青答应了？”

马德涵摘下帽子长出一口气：“答应了。虽然还不敢说全部放人，但至少不再阻止我们去青海接着谈了。”

他说完这句话，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出声。张文彬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发现老人握着茶杯的手微微发抖。那不是害怕，是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