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 生死归途，伤痕累累的归队者

一九三七年五月底，一轮炎炎夏日照在兰州南滩街五十四号院落的青瓦屋檐上。这座占地不大、外观毫不起眼的院落里，正在上演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营救行动。

红军联络处——即将在八月改名为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的秘密工作人员从一个月前开始已经在南滩街五十四号前院悄然办公。这个机构由彭加伦、张文彬等人奉周恩来之命专为营救西路军将士而设。对外挂了个“彭公馆”的牌子掩人耳目，实际上二十四小时准备接送陆续从各地被俘兵营中释放出来走到兰州的红军战士。

这天一大早，彭加伦正和朱良才等人在后院屋里核对从各地收容点送来的名单。朱良才是办事处的秘书长，专管收容安置工作。他在榆中县城关小学以“新兵收容所”的名义设立了一个转送基地，静候流落归来的战士抵达。彭加伦则主要负责与兰州各界人士联系，争取社会力量协助。

门帘一撩，一个粗壮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彭公馆的人呢？麻烦出来看看，这人已经走不动了。”

彭加伦丢下手里的毛笔冲出去。院子里站着两个民间的驼户，中间搀着一个浑身破烂、形销骨立的年轻人。年轻人穿着一件不知从哪里捡来的烂羊皮袄，脸庞黝黑干裂，嘴唇上全是血痂。他的一只脚在半路上被沙土和冻疮伤得流脓露骨，此刻全靠同伴架着才勉强站着。


彭加伦赶紧扶住他。年轻人似乎想给彭加伦敬礼，但手臂抬起一半就无力地垂下了。他嘴唇哆嗦着发出一声含混的声音：“同志……我是红军的……我是三十军的……古浪被打散的……”

彭加伦连忙安排医护人员将他扶到后院的一间空房里。那人躺到炕上之后彭加伦让伙食房赶紧端一碗稠稠的小米粥过来。年轻人接过碗，双手哆嗦得几乎捧不住。他一口一口地咽着小半碗下去，眼眶里忽然涌出一行清泪。

“我……我……你们还在这里等着我啊……”他哭出了声。

这个场景在后来的几个月里不断重演。每隔几天，就有衣衫破烂的流落战士被好心人护送或被路过的驼队带回来。有的身上带着一两个月前的枪伤，爬冰卧雪几十天，伤口已经见了骨头。有的被马家军折磨得不成人形，只剩一口气倒在办事处门外的台阶上。

彭加伦和整个营救团队看到这些归来的战士，心里五味杂陈。他们活着从敌人的屠刀下逃出来，千里跋涉找到组织，这个过程简直难以想象。

谢觉哉也于七月到达兰州，参与领导统战和营救工作。这位延安“五老”之一的老革命家，在办事处西北角一间屋子里安顿下来后，不分日夜地投入工作。每天都有归队的西路军战士被领进他那间屋子，谢觉哉就着昏暗的煤油灯为他们登记名册，发放路费、换洗衣物和干粮，然后安排他们分批送往西安转赴延安。

但营救工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马步芳虽然表面上答应释放被俘红军，但实际操作中处处拖延推诿。有些不甘心前功尽弃的被俘将士，还在向外界发出十万火急的最后通牒。

就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刚刚挂牌的那个月——一九三七年八月，一封密信从张掖冒着生命危险辗转送出。信纸皱皱巴巴，字迹潦草却力道千钧。那是中共地下党员刘德胜在张掖监牢里写的求援信。他告诉谢觉哉和周恩来，张掖及周边地区的被俘红军仍在遭受残酷打骂，不少人伤病交加、奄奄一息。马步芳虽然批了“释放”，但层层克扣、层层作梗。

更危险的是，国民党蒋介石方面也开始插手。白崇禧以国民党军中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身份亲自到马步青那里巡视，力主把凉州一带的西路军被俘人员疏散到河南等地去。这些人一旦被转运离开西北，营救的难度将成倍增加。

谢觉哉看完信后猛地站起身。他连夜起草了一封密电，电令火力全开向延安报告。

在国共谈判桌上，周恩来也加大了施压的力度。他通过叶剑英等人多次向国民党方面交涉，表示坚决反对把西路军战俘押送到其他地区。他措辞强硬地说：“这批红军是抗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国民党方面有人要把他们调往河南，中央绝不会坐视不管。”

白崇禧的计划被暂时按住。马步青看到双方的博弈加剧，干脆又换了一招——他自己把凉州一带的俘虏编成所谓的“骑兵支队”，准备收归己用。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后，又通过谈判渠道驳回了马步青的改编企图。